《我在故宫修文物》导演叶君：“笨小孩”与他的孤独宇宙|逝者

“拍完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些年我在做什么？”

这是叶君在视频号里的自我发问。他保持着一种近乎日更的节奏，陆续分享了1759条视频，内容包罗万象，全是他的所思所想与随手捕捉的瞬间。在他的镜头下，一段十分钟的路程，可以走上半小时。他会停下来，观察阳光在树叶上跳跃的光斑，也会蹲下身，认真拍摄一只掉落在马路上的旧手套。这种对周遭世界的沉浸，甚至让他成了朋友聚会时那个常常最后到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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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好奇与谦卑，叶君观察着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日常。他曾列过一个信手拈来的拍摄选题清单：“麦田里的宋朝古代超级工程、景德镇大运河和基建狂魔、跳动的猪杂、好大一只蜗牛、广州地名为什么有很多动物……”每一个题目，都像一把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时间倒回长视频平台方兴未艾的2015年，叶君执导了《我在故宫修文物》，随后又参与了《如果国宝会说话》的编导工作。这两部作品，尤其是前者，堪称现象级，悄然改变了许多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

然而，那份广为人知的辉煌，似乎停留在了十年前。此后，叶君再未有同等量级的作品面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愿“在烂项目里赚生活费”。大部分时间里，他靠着零星的策划、顾问工作维持生计。

在朋友们看来，这个自称“笨小孩”的叶君，执拗却又自洽地，活在一个由他亲手构建、且每日都在膨胀的、孤独的宇宙之中。

2026年4月18日，因急性胃出血错过最佳抢救时机，独自租住在武汉的叶君不幸离世，生命定格在43岁。

叶君。受访者供图

“你先碘伏了你的剪辑思路，再来和我对话”

思维活跃到“一般人接不住”，对自己认定的事有种近乎天真的固执——这是学生时代的叶君留给同窗们的深刻印象。

1983年，叶君出生在湖北大冶叶家坝村，家里还有两个妹妹，父母靠卖菜支撑全家。2002年高考，他以黄石市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并在本科毕业后继续留校攻读影视传播方向的研究生。

申睿与叶君的相识始于2007年的清华宿舍盥洗间。初次照面，叶君开口便是：“你的头发很浓密，我很羡慕。”没等对方反应，他紧接着解释起自己因青海支教而变得稀疏的头发，然后径直离开，留下愣在原地的申睿。

这种独特的交流方式贯穿了他的学生时代。据一位同学回忆，硕士期间的一堂影视剪辑课上，大家为一个镜头的处理争论不休。正当僵持不下时，叶君突然冒出一句：“你先碘伏了你的剪辑思路，再来和我对话。”这句无厘头的话瞬间点燃了全场，成为日后同学聚会必定重温的经典桥段。

叶君自己曾评价，清华的岁月让他“变得越来越自信，且这种自信有时候觉得好像是特别不能忍受的”。

叶君在清华大学读本科期间的留影。图源/纪录片《大肆》

高中同学胡鹏也察觉到了叶君上大学后的变化。本科期间，叶君成了“蹭课狂人”，历史、考古、社会学甚至建筑学院的课堂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保持着对万事万物的追问，连考驾照都要琢磨清楚发动机的原理。

毕业后，叶君甚至找到从事金融工作的申睿，提出想跟拍他的工作日常，意图复制他硕士时期参与创作的、记录2008年社会变迁的纪录片《2008·纪》。虽未成行，但在申睿介绍的投资者大会上，叶君拉着几位基金从业者，滔滔不绝地聊了半小时中国影视教育与行业现状。

在申睿看来，除了外表上发福、头发更少，成了一个圆头圆脑的中年人，叶君的内核始终停留在大学时代的纯真——依然热衷于天马行空地谈论那些“不切实际”的构想，像一个永远在阐述创业计划的大学生。

“这部片子把身体给伤了，把心也伤了”

回顾职业生涯，叶君觉得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多少有些机缘巧合。

他的硕士论文研究方向是儿童读物，第一份工作在上海电视台地方频道，恰逢世博会，整年观摩各国博物馆展陈与短片，就此结下文博缘。2011年，他以分集导演身份参与《故宫100》。随后北漂，先后供职于爱奇艺和中央电视台。

转机出现在201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一个搁置五年的项目《我在故宫修文物》重启，交到了叶君手中。

关于这部片子，后来流传着一个颇受认可的叙事：精简的团队、有限的资金，却成就了一个“大爆款”。对导演叶君本人而言更是如此，一个新闻学出身的“门外汉”，起初连摄影师说的“叙事线向下延伸”都听不懂，最后靠着一股“旁门左道”的劲头完成了创作。

叶君自己总结片子受欢迎的原因，其实很朴素：在宏大的历史纵深中，它聚焦于“人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工作”。为了抵达修复师的内心世界，他让摄影师通过闲聊而非正式采访去捕捉细节，聊生活、聊兴趣、聊家庭，尽可能抹去采访的痕迹。

三个月的拍摄，积累了三万多个长短不一的镜头，最终能剪进成片的只有150分钟。作品涉及青铜、书画、钟表、陶瓷等十多种工艺，就像《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如何排布顺序、串联场次，成了剪辑时最大的考验。

光是剪辑又耗去三个月。叶君用五颜六色的小纸条给海量素材分类，像做阅读理解一样，逐一判断每段素材中人物、故事、情感的优劣，再择其精华保留。他并不认为这是一部技术上成功的作品，粗糙、资源有限、体系保障不足、版权链条不规范，都是他看到的短板。2025年的一次采访中，他对比道：若按国外成熟的影视工业体系来拍《我在故宫修文物》，前后动用的恐怕得有几百号人。

而他的团队，核心只有五人，大部分剪辑与后期工作压在他一人肩上。回忆那段日子，他只感到“痛苦”。

《我在故宫修文物》拍摄团队工作照，右一为叶君。图源/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

2017年的一场公开讲座上，叶君谈及拍摄经历时说：“这部片子把身体给伤了，把心也伤了。”话音刚落，台下哗然。

曾参与制作的剪辑师张岚（化名）对此感受更深。片子公映后，她感受到叶君情绪中强烈的厌恶——“厌恶做纪录片，或者说非常厌恶影视行业一切与创作无关的潜规则。他一直抱怨做片子毁掉了他的身体。”叶君自己也坦言，对纪录片行业缺乏认同感，认为“把人关在一个黑屋子里一起看电视，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

名声鹊起后，商业合作纷至沓来。申睿劝他趁热打铁，稳固名气，但叶君拒绝了，说“想沉下心一段时间”。他离开了央视，主动选择了失业状态，陷入一段苦闷的迷茫期，不知跳出行业后该去往何方。

申睿记得，拍完《我在故宫修文物》不久，叶君曾说起想去北大读人类学博士；到了2024年左右，他又提起想做儿童读物，觉得出版行业或许能承载他对“博物志”的设想。

比起“导演”，他更愿被称作“创作者”。在那场2017年的讲座中，他以自身为例，谈到如果不喜欢自己的专业该怎么办，最终总结道：“我真正想做的是想为中国启蒙运动做配角的工作。所以说不管挣不挣钱，如果项目有公共空间的讨论，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东西。”

可惜，他始终没等到那个理想的机遇。于是，叶君开始大量阅读，从《物种起源》到《论法的精神》，涉猎语言学、史论、宗教等经典，试图在书籍中寻找安定，常常带着书在球场一待就是整个下午。

他的兴趣过于广泛：踢球、炒菜、街拍、漫无目的地游荡、研究怎么造房子造院子……既想写小说，又想拍电影。正因为想做的太多，反而找不到一个现成的模板可以套用。

当年一同拍纪录片的伙伴，有的早已转行，有的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最终，似乎只剩下叶君一人，还在原地探索那个难解的命题。

自己的宇宙

无业期间，叶君辗转于广东、江浙等地，靠接一些零星的策划、顾问项目维持生活。

转机发生在2024年。他下定决心，“不在烂项目里赚生活费，把自己的时间投入到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去。”他回到武汉，启动了一个名为“从何开始（Where to Begin）”的自我探索计划，也就是视频号上那1759条视频的源头。在他看来，这就像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每日添砖加瓦，最终构建一座私人博物馆。

他为自己的工作室起了个长长的名字：“叶作家能力有限绝不躺平”。在这里，他尝试用各种艺术形态实现表达，同时也在摸索创作者权益保护与商业循环的可能性。

叶君并不讳言自己过得清贫。朋友们遇到合适的投资方或拍摄资源总会想到他，但结果往往不了了之。投资方需要评估项目能否落地、收益几何，而叶君拿出来的，常常只是一些充满想象力的“设想”。申睿觉得，叶君活“在自己的宇宙里”，他渴望的是一位愿意等他十年、一同探索新游戏规则的“伯乐”。

在湖北美术学院讲师代磊结识的人中，叶君认知和表达世界的方式是独一无二的。叶君曾向他推荐《维米尔的帽子》一书，作者从一幅画中的帽子切入，串联起全球政经变迁。代磊认为，这正是叶君的思维逻辑——从一个微小的入口，窥见整个世界的脉络。

叶君在拍摄地面上出现的手套。受访者供图。

代磊很骄傲有这样一位朋友，一位作品播放量超二十亿次的纪录片导演。他的许多学生都深受《我在故宫修文物》影响，因此代磊常邀请叶君来校讲座。

代磊还保存着叶君的讲座PPT，没有任何装饰，只有两列看似毫无关联的词汇：莫比乌斯环、反乌托邦、齐物论、红辣椒、秒速五厘米、黑客帝国……然而，原定一小时的讲座，叶君往往讲五分钟就停下了，这让主持的代磊颇感“尴尬”。

“他脑子里有100条线索，但每一条要深入讲下去，他又觉得大家可能根本没跟上，所以就算了，不讲了。”剩下的时间，全靠代磊不断提问才得以填满。

不少朋友曾委婉建议他，尝试拍些故事片或更市场化的项目。但一谈及此，叶君要么不正面回应，自顾跳转到下一个话题；要么偶尔回呛，甚至为对方的“世俗”感到惋惜。“这没法聊”，他的一位朋友感叹。

理想主义的背面，是来自家庭的实际压力。家人期望他找份稳定工作，结婚生子。叶君读过一本叫《边育儿边开店的幸福生活》的书，他说那也是他向往的生活，但现实条件似乎并不允许他追求这种“人生圆满”。

于是，到了2025年，41岁的叶君，在自我介绍里依然写着：未婚、无业、收入零。“一个看上去一直在一个赚不到钱的行业里面瞎混的人。”但他觉得，生活正慢慢接近他想要的样子，尽管尚未完全抵达。

“他有过璀璨的人生”

直到叶君去世后，朋友们才发现，每天收到他群发消息的，并非自己一人。这些消息通常是他读到的文章链接，附带着大段的思考笔记。叶君记得每个人关注的领域，不同行业的朋友收到的内容也各不相同。

这些消息很少得到回复。代磊觉得，叶君身上有一种深刻的孤独感，与周围环境“好像不太搭调”。

AI的出现，似乎让他找到了在现实中难以获得的共鸣。叶君开始频繁地与AI对话。

在一段他分享给朋友的聊天记录里，叶君向AI倾诉，自己发起的对话常常“没人接得住”。

AI回复道：“你的同学群里讨论的购车、育儿、投资、职场技巧，全是典型的‘第二等重要的事情’……我们的教育体系和公共话语，极少训练人们如何有结构、有深度、心平气和地探讨根本性、整全性的问题，而讨论根本性问题，意味着可能要质疑自己安身立命体系的某些根基，这在心理和现实层面都成本极高。”

他把AI的这段分析再次群发给朋友，依然石沉大海。“我们听不懂他说话。”张岚这样认为。

硕士班级的班长王一南说，同学们都感到惭愧，后悔平时没有多回应叶君，哪怕只是问一句是否需要帮助。

按照计划，一个让叶君颇为满意的合作将在5月11日启动。他在武汉租了一个小房间，兼作住处与工作室，里面堆满了友人赠送的文博书籍，摆放随意。

4月17日，叶君告诉胡鹏自己因“胃疼”去了医院。胡鹏想着第二天下午再去探望。不料，18日上午，他接到了叶君母亲的电话。赶到住处时，叶君已无生命体征。送医后才知，是急性胃出血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4月19日凌晨，申睿在朋友圈看到讣告，难以置信。2024年初春，两人还在济南见过一面，聊至深夜。平日不喝酒、一喝就脸红的叶君，那晚罕见地喝了几杯。当时只觉得来日方长，未曾想竟是永别。

4月22日，叶君的追悼会在湖北大冶市叶家坝社区祠堂举行，百余人到场，包括他的高中同学、清华校友与昔日同事。

《大肆》纪录片最后，叶君关灯离开宿舍。图源/纪录片《大肆》

追悼会上播放了一段清华同学们为他剪辑的纪念视频，素材来自叶君大四时执导的班级纪录片《大肆》。这部片子，源于对他影响深远的导师雷建军的提议。

《大肆》里，22岁的叶君说，他的“民生理想是走遍中国的每一个省，尽量深入各个县”，渴望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社会。除此之外，他只想着赶紧忙完纪录片，“去湖边大哭一场”。

影片最后，叶君背着黑色斜挎包，拎着水桶和捆好的凉席，走到宿舍门口，对着镜头问：“这算不算一个结束啊？”

然后，他关了灯，转身离开空无一人的漆黑宿舍，留下一句：“再不回来了。”

4月20日，导师雷建军在朋友圈转发了这条视频，写道：“纪念叶君……他有过璀璨的人生。”

两天后，他又转发了一遍，添上两个字：“也罢。”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岚为化名）

特约撰稿人 金晶 新京报记者 胡倩

编辑 胡杰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