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取代智力劳动，全民分红方案推荐

本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的走势，无异于一张剧烈震颤的心电图。

6月8日清晨，黄仁勋在韩国宣布与SK海力士达成数千亿美元级历史性合作，韩国股市随即暴跌8%，触发熔断机制。6月9日周二，市场强势反弹并再度向上熔断，前一日的恐慌仿佛只是虚惊一场。到了周三，盘中再度重挫5%，触发临时停牌。

当然，韩国股市由于三星和SK海力士这两大巨头的权重，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缩影。事实上，全球股市近期均在AI浪潮冲高后经历急速回调。

从博通财报不及预期，到市场对内存周期持续性的分歧，再到OpenAI、Anthropic等巨头IPO的“破发魔咒”，以及巴菲特手中创纪录的现金储备……资本市场正站在又一次信仰考验的十字路口。

然而，股市的一日悲欢，仅是这场AI技术革命中最浅层的波动。那些蜂拥而入的散户与杠杆资金，或许只是基于短期财富效应的本能驱动，但其行为集合背后，折射出的却是变革浪潮中个体被时代抛下的集体焦虑。

当马斯克正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个人财富突破1万亿美元的富豪，当股市投机已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眼中最可行的致富路径，人类社会真正需要回应的命题是：AI创造的巨额财富，究竟该如何分配？

若不及时对现行经济学框架进行重大修正，任由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加速扩张，恐怕没有人能真正成为AI时代的赢家。

01

首尔交易所挤满“蚂蚁”

韩国人将散户投资者称为“蚂蚁”。这个词精准得近乎残酷。蚂蚁数量庞大、勤劳、拥挤，能够搬动远超自身重量的物体，却几乎无法改变地形的走向。

过去几年，韩国散户大规模涌入股市，已远不止是金融现象，而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景观。

韩国证券存管机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韩国上市公司股东人数约达1460万，其中99%以上为个人投资者。对于一个约5000万人口的国家而言，炒股早已不是少数中产的金融行为，而成了一种全民化的生活方式。仅三星电子一家公司，股东数量就约460万——相当于每十个韩国人中就有一个是三星股东。

网飞韩剧《黑暗荣耀》中，8岁的河艺率（左）讨要三星股票

数以千万计的普通人打开股票账户，买入三星、SK海力士、美股科技巨头以及AI主题ETF。他们并非全是赌徒。许多人只是基于一个朴素而绝望的判断：靠工资已难以追平资产价格，靠储蓄难以抵御通胀，靠正常职业路径难以实现阶层跃迁。

由于两大内存巨头的存在，韩国无疑是当前享受AI红利最多的国家之一。今年5月，韩国出口额同比暴增53.2%。

然而，火热的经济并未惠及每一个人。韩国国家数据处5月发布的《家庭动向调查》报告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按家庭可支配收入计算，前20%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是后20%低收入群体的6.59倍，创下2020年以来最高纪录。前者收入同比增速为4.2%，后者仅为2.7%。

今年一季度，韩国名义GDP同比大涨10.5%，即便是前20%的家庭也未能跑赢GDP增速。这意味着更多的钱，被更少数人赚走了。

事实上，今年一季度韩国出口总额中，包括三星、SK海力士在内的前五大企业占据了43.5%的份额，较去年同期提升14.8个百分点。SK海力士员工今年人均有望拿到约7亿韩元（约合32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明年或将翻倍。

另一端，韩国普通工薪阶层正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感到焦虑。

作为发达国家，韩国人的绝对收入并不算差，但退休替代率长期偏低，仅为31%左右，而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约为50%，中国也达到45%左右。因此，韩国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大量60岁以上老人借钱炒股。

当劳动收入增长缓慢，而资产价格长期上涨时，普通人自然会生出一种被时代遗弃的恐惧。房价上涨让购房越来越遥不可及；医疗、教育、养老和育儿成本持续挤压家庭现金流；高学历不再保证高收入，稳定工作也不再保证稳定生活。与此同时，人们每天都能看到另一个世界：科技公司市值刷新纪录，创业者财富成倍增长，股票期权批量制造千万富翁，核心企业员工领取巨额奖金，少数投资者因押对一轮行情实现财富跃迁。

股市，成了替代性的社会电梯，是“蚂蚁”们追赶“大象”的最后指望。

韩国综指只用了一年时间，便从2300点涨至约9000点

但问题在于，这部电梯并不真正属于他们。

资本市场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机构不断淘汰散户的场所。而AI技术的发展本身，就意味着大型专业机构将比普通人获得更大的投资优势。

普通人越是依赖二级市场参与，就越可能成为技术红利的最末端、也是风险最前端的承受者。

02

技术会创造新岗位，但不再创造新中产？

有一种陈词滥调认为，技术革命消灭旧岗位的同时，一定会创造更多新岗位。

短期来看，这种论断尚可成立。因为AI的能力边界仍然清晰，仍然需要人类来驾驭。

但当Anthropic开始呼吁暂停前沿AI研发时，谁又能保证这种局面还能持续多久？

别误会，本文依然倾向于进步主义立场，相信AI能创造更好的世界，但这并不等同于创造更多、更好的岗位。

要理解AI为何不同，必须先理解过去两百年技术革命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工业革命摧毁了传统手工业，也制造了工厂、铁路、煤矿、钢铁、机械、航运和城市服务业。电气化改变了生产组织方式，汽车工业创造了大规模制造业就业，催生了石油、公路、物流、保险、零售和郊区经济。计算机革命淘汰了打字员、部分文书和传统办公流程，却创造了程序员、系统管理员、产品经理、数字设计师、金融工程师、咨询顾问、数据分析师和互联网运营岗位。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残酷，但大体遵循一种统一逻辑：旧岗位被替代，新岗位被创造；低技能劳动被压缩，高技能劳动被奖励；机器承担重复性工作，人类转向更复杂、更创造性、更高收入的任务。

但这套逻辑并不完美。工业革命早期伴随着血汗工厂、童工、贫民窟和极端剥削。计算机革命也制造了新的不平等，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获得更高工资，让低技能劳动者承受外包、自动化和全球竞争。但总体而言，人仍然是凌驾于一切工具之上的主宰者，是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

将近两百年前，马克思将人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他也意识到，两者之间存在着工程师、教师、会计、小业主等“中间阶层”。这本质上是由于人的智力水平相对均匀，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无法仅凭一己之力管理庞大的生产过程，必须让更多高技能劳动者驾驭生产工具并获取报酬。

随着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复杂化，20世纪的发达国家形成了相当庞大的中产阶层，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分野。义务教育、城市化、工会、福利国家……人类社会总体上呈现出进步的图景。

但资本主义的底层问题正被AI放大。

因为AI并非单纯替代手工劳动，也不只是替代重复性体力劳动。它正涌入人类过去用以逃离自动化冲击的避风港：智力劳动。

AI首先逼近的不是矿井和码头，而是办公室。

仅2026年1-5月，美国就有87714人因人工智能相关原因被裁员，已远超2025年全年。图自人力资源公司Challenger, Gray & Christmas

AI能写代码、读合同、总结会议、生成市场报告、设计广告文案、制作PPT、处理客户服务、完成财务初步分析、撰写新闻摘要、生成法律备忘录、辅助医学影像判断、完成翻译、剪辑视频、生成图片，甚至模拟专家对话。而且，它极有可能最终在智力上全面超越人类专家。

很多人已在讨论，AI时代创造最多的岗位将不是白领而是蓝领。只不过，囿于发达国家的视角，他们往往幻想着蓝领能获得比白领更高的报酬。毕竟，SK海力士发放奖金，覆盖了从保安、食堂阿姨到大巴司机的全体雇员。

但这种景象或许只会出现在垄断了最高价值的顶尖组织。放眼全球，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蓝领劳动者过去未曾、未来也难以参与其中。

从人类整体图景看，智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更有价值。一旦人类被挤压到体力劳动领域，劳动者的稀缺性将严重下降——尤其是考虑到机器人技术的潜在发展。

这就是AI时代与过往技术革命的最大区别：它或许会创造更多财富，却未必会创造更多中产。

过去，人们相信教育可以抵御自动化。但如果AI进入的正是教育回报最高的领域，那么“多读书、多学习、提高技能”这条传统路径便不再足够。它仍然重要，却不能保证多数人分享技术红利。

03

AI唤回消费不足的幽灵

AI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提出上述问题，并非反对AI技术发展，而是探讨人类该如何应对AI挑战。

我们担心AI不会创造更好的工作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AI不会创造更好的生活——只要我们改变经济分配方式，让分配不再与工作如此强绑定。

整个工业时代，尽管人类社会大致遵循基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配方式，但由于劳动者的技能同样重要，社会分配尚不至于过度失衡。

但在AI时代，谁拥有先进芯片，谁就拥有训练和部署大模型的基础，从而拥有最强大的智力劳动技能。

生产资料与劳动技能的所有权前所未有地趋于统一，集中在AI巨头企业的所有者手中。

为打压中国，英伟达的H200芯片曾一度被美国政府禁止对华出口。图自英伟达官网

英伟达、微软、亚马逊、谷歌、台积电、三星、SK海力士、博通，以及数据中心、电力和芯片设备产业链中的关键企业，构成了AI时代的资产地图。技术革命的早期收益，首先体现在这些公司的市值、利润、期权和股东回报上。

这就是为什么全球散户都在拼命抢购它们的股权。

与其阻止散户炒股，更根本的解决办法是重新讨论这些企业的利润分配方式。

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不该盈利，也不意味着资本不该获得回报。没有长期投资、风险承担和工程组织，AI基础设施不可能出现。问题在于，每一分钱的利润都来自相应的消费，保护消费能力，本质上也是在保护利润。

经济学中早有结论：富人的资产用于消费的比例，必然低于穷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柱之一——贫富分化会降低社会整体消费能力，导致需求不足，进而引发整体经济危机。

届时，再强大的生产资料也会变得一文不值。

贫富分化，这个资本主义最致命的幽灵，曾一度被过去几次工业革命所掩盖，如今正被重新唤回。

无论是以自愿的形式，还是以国家强制力的形式，改写基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配方式，已是当代经济学再也无法回避的课题。

04

公共资源应当被如何定价

AI革命常被包装成企业家精神与市场竞争的胜利。但现实是，AI并非一个完全由自由市场自发完成的产业。

先进制程芯片需要巨额资本开支、长期研发、地缘政治保护与供应链协调。数据中心需要土地、电网、水资源和能源规划。云基础设施涉及国家安全与公共通信。基础研究依赖大学、政府科研经费和长期人才培养。AI模型训练需要半导体供应链，而半导体供应链背后是几十年公共投资、产业政策和国际政治。

韩国作为东亚经济模式的典型代表，其内存产业显著受益于公共资源的支持。

三星、现代、LG等财阀的崛起，从来不是只靠市场竞争完成的。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已将电子工业列为出口导向工业化的重要方向，通过政策性金融、进口设备支持、技术引进协调和人才培养，为后来进入半导体领域打下基础。

1983年韩国启动“半导体产业培育计划”，计划在1987年前向本土半导体企业提供3.46亿美元贷款，并配套税收和投资激励；1984年政府又与四大财阀启动VLSI联合研发项目，预算约9100万美元。此后4M DRAM产学研项目，据产业史资料测算总成本约1.1亿美元，政府承担约57%。

韩国政府的低息贷款、税收优惠、出口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供给，是财阀企业在高资本开支、高技术不确定性的存储芯片行业熬过早期亏损周期的关键因素。

业界普遍认为，韩国政府的长期支持，是三星逐步取代日本存储芯片制造商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资料图

换言之，三星和SK海力士今天在AI内存市场的统治地位，固然来自企业自身的投资纪律、工程能力和全球竞争，但其底座并非纯粹私人资本，而是数十年国家产业政策与公共资源投入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当AI时代的内存红利以利润、股价和奖金形式集中兑现时，社会有理由追问：既然风险曾由国家与全民共同分担，收益是否也应通过更直接的制度形式回馈公众？

数据是一切AI诞生的基础。对于大模型公司和算法平台企业而言，如何为全人类积累的数据定价，同样是灵魂拷问。

企业可以为自己辩护：其在利用公共资源变现的过程中，也会向政府纳税、创造就业、带动产业链、增强国家竞争力。

这些论述都是事实，但它们仍不充分。因为AI和先进半导体是高度资本密集型产业，不一定像传统制造业那样创造海量就业；它们带来的税收也可能被进一步用于补贴企业、建设基础设施和优化营商环境。

而且，考虑到这些企业往往还能借助“高新技术”等名义获得税收优惠，其相对于传统企业仍具备明显优势。

至少全球各国的统计数据普遍显示，在这一轮技术革命中，收入与财富分化正在加剧。

公共财政可能陷入一个循环：全民出钱帮助少数战略企业降低风险，企业成功后利润和股价首先流向股东，政府获得税收后又继续投资企业最需要的基础设施。公众当然间接受益，但直接收益远低于资本所有者。

这并非反对产业政策。恰恰相反，AI时代需要更强的国家能力。问题是，产业政策不能只服务于企业竞争力，也必须服务于社会分配。国家不能只是资本的后勤部门，也应成为公众收益权的代表。

如果公共资源参与创造了AI时代的关键资产，那么公共部门就应当拥有相应的收益索取权。

05

从税收到股权：公共收益权的重新设计

传统国家参与分配，主要依靠税收。

企业盈利后缴企业所得税，个人收入增加后缴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产生后缴资本利得税，消费发生后缴增值税或销售税。政府用这些收入提供教育、医疗、养老、国防、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

这套机制仍然必要，但面对AI时代，它可能不够。

第一，AI企业和跨国科技公司具有很强的税务规划能力。利润可在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转移，知识产权可被安排到低税地区，资本利得也常仅在出售时才被征税。

第二，技术革命早期最大收益往往体现为资产价格上涨，而非立即体现为可征税利润。

第三，政府为争夺战略产业，常反过来向企业提供税收优惠，从而削弱事后征税能力。

因此，公共收益不能只依赖事后税收，也应包括事前权益安排。

当政府向战略企业提供重大补贴、低息贷款、土地、电力、税收抵免、研发资金或基础设施支持时，可要求获得股权、认股权证、收益分享权或产业基金份额。企业若失败，公共部门承担了一部分风险；企业若成功，公众也应分享一部分上行收益。

这不是没收，也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一种更成熟的公共投资逻辑。在过往市场经济框架内，已有成功试验案例。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政府救助企业时曾获得股权或认股权证，企业恢复后纳税人得以分享收益。主权财富基金长期以来也代表国家持有全球资产，并将投资收益用于财政和公共服务。资源型国家通过石油基金、矿产收益基金将自然资源收益部分转化为公共财富。AI时代同样需要类似机制，只不过新的“资源”不再是石油和矿山，而是算力、数据、芯片、模型和平台。

更进一步，政府可建立“AI公共收益基金”或“技术红利基金”。凡是接受重大公共支持的AI、芯片、云计算和数据中心项目，都应以某种形式向基金贡献未来收益。基金收益不应主要用于下一轮企业补贴，而应明确用于全民福利和劳动者过渡保障。

这包括：更强的失业保险，更慷慨的再就业支持，面向中低收入者的现金补贴，公共医疗和长期护理，儿童照护，住房支持，成人教育账户，以及因AI冲击而失去岗位者的收入缓冲。

在更激进的版本中，这种机制甚至可发展为“社会股息”：每个公民因共同拥有AI时代部分公共资产，而定期获得收益分配。它不同于简单的全民基本收入，因为它不是纯粹财政转移，而是建立在公共资本收益之上。它也不同于传统福利，因为它承认技术红利本身有公共来源。

AI公共收益基金示意图，观察者网AI制图

AI时代的关键问题，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市场，而是政府代表谁干预市场。若政府只代表产业竞争力，它会不断补贴企业；若政府代表公众收益权，它就必须把技术进步转化为社会安全感。

实际上，过去每一次工业革命之所以能转化为人类福祉的提升，都是因为伴随着社会制度的调整。

20世纪的福利国家，正是工业资本主义危机后的制度修正。它承认市场创造效率，但也承认市场会制造失业、贫困、周期危机和不平等。因此，现代国家建立了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养老金、失业保险、最低工资、劳动法规和累进税制。这些制度并未消灭资本主义，但让资本主义变得更能被社会忍受。

AI时代可能需要一次类似规模的制度修正。

因为劳动已不再能稳定承担分配核心。如果越来越多生产率增长来自资本密集型系统，如果AI使部分认知劳动贬值，如果平台和模型拥有越来越强的规模效应，那么仅靠工资来分配社会财富将越来越困难。一个人的收入仍与劳动相关，但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可能越来越与资产所有权相关。

回到韩国。本月早些时候，韩国总统秘书室政策室长金容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必要考虑建立“公民红利”制度，以此将AI基建时代产生的超额利润回馈社会。

韩国副总理兼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长官裴庆勋也谈到：“三星和SK海力士确实拥有自身优势，但也存在一个支持半导体生产的相关企业生态系统。”

只不过在韩国，这样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仍属“政治不正确”。青瓦台不得不澄清，金容范的言论仅代表个人。

但如果人类社会真能借助AI变革的契机，让国家从“再分配者”向“共同所有者”再迈进一步，无疑是人类经济组织形式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更重要的是，当人类文明走到今天，制度的进化更应成为一种主动行为，而非像过去几次技术革命那样，总是作为危机应对才被动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