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生活成本创业:Andrew Yang眼中的下一个大机遇
当企业核心逻辑变成“返利给用户”,会怎样重塑商业?
先抛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一家公司的主营业务并非从用户身上盈利,而是主动将利润返还给用户,这种模式能否跑通商业闭环?
这个问题,创业者杨安泽认真推演过,并且已经落地测试。
这个思路的触发点,其实来自马克·库班——不是他的财富,也不是他的知名度,而是他创立的平价药品公司 Cost Plus Drugs,真正做到按成本价销售处方药。杨安泽沿着这个逻辑,列了一份清单:住房、教育、食品、燃料、交通、媒体、移动通信——这些,都是普通家庭每个月必须支付的刚性支出。
他最终选定了移动通信这条赛道。去年9月,Noble Mobile 正式上线。这是一家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核心卖点非常直接:资费远低于传统运营商,并且如果你当月实际使用流量未超出套餐额度,还能获得现金返还。
这个模式之所以值得关注,背后有一个更宏大的趋势。随着AI持续压低薪资水平、冲击就业岗位,杨安泽判断:降低生活成本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极其丰厚的商业机会。Cost Plus Drugs、Noble Mobile、极简手机品牌 Light Phone,甚至线上生鲜折扣平台 Misfits Markets,都是这种新商业范式的早期样本——它们的价值主张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把利润让渡给最终消费者。
“AI会吞噬大量价值和就业岗位,到那时,美国人会抬起头来问:我该怎么维持基本生活需求?”杨安泽说。在他看来,“用更低成本满足刚需”,是一条“回报极为丰厚的矿脉”。
这种判断并非凭空而来。杨安泽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当时他力推“全民基本收入”(UBI),用以应对AI带来的劳动力替代和财富集中问题。竞选虽然未能成功,但他当年的核心论点,在今天看来反而更具现实紧迫性。
杨安泽至今仍然是UBI的坚定支持者,他相信AI公司创造的巨大价值必须重新分配回普通人手中。但对政府能否真正执行好这个再分配角色,他保持审慎——政府拿到钱以后,可能“用来填补财政漏洞,做一些缺乏实质意义的事情”。
“资金和个体之间,应该存在一条直接流通的管道。”他说。
这正是市场机制能够发力的地方。在政策失灵的地带,市场激励可以切入。Noble Mobile 就是用来验证这个逻辑的实验场。自上线以来,用户规模已增长到“数千级别”,营收达到“数百万美元”量级。
“我们在每一位客户身上已经实现单位盈利,但我们选择把利润分享给用户,希望他们因此感到物超所值、愿意长期留存,甚至主动推荐给身边人。”杨安泽说。
这个卖点的计算逻辑其实很直白。他算了一笔账:如果你每个月能省下大约50美元,经过40年复利投资,最终可以积累大约2.4万美元——这笔钱,足够作为退休储备金的首付。在当前这个经济环境下,谁不在琢磨着如何通过一些微小的改变,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
当然,投资人会不会认可这种热情,是另一层挑战。即便机会真实存在,当前资本高度集中在AI赛道,面向消费者、利润空间薄、还背负社会使命的企业,想打动投资人确实不容易。
“至少有一位投资人曾经对我说:我很支持你,安泽,也想和你合作——但如果你能把Noble Mobile包装成一家AI公司,我就投。”杨安泽说。
不过,形势可能正在悄然转变。因为即便是最擅长“收割”用户的公司,也需要一个消费者还有足够购买力的经济环境。
“价值集中在少数人和少数公司手中,对所有人都不是好事。我认识的一些硅谷人士,出于各种原因也开始接受这个观点……比如,他们不想再雇私人保镖了。”他说。
杨安泽最后给创始人和投资者提了一个建议:去挑战那些真正让你充满热情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有价值的企业。
“要用更宏大、更开阔的格局去解决问题,不要陷入群体思维。因为外面确实还有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机遇。”他说。
Q&A
Q1:杨安泽创办的Noble Mobile属于什么类型的企业?它的商业模式独特之处在哪里?
A:Noble Mobile是一家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于2024年9月正式上线。与传统运营商不同,它以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资费提供手机通信服务,并在用户实际使用数据量未超出套餐上限时给予现金返现。公司已实现单位用户盈利,但选择将利润分享给订阅用户,以此提升用户续费率和口碑裂变。目前平台已积累数千名用户,营收达到数百万美元级别。
Q2:杨安泽为什么认定降低生活成本是下一个重要的创业风口?
A:杨安泽认为,随着AI持续压降工资水平并替代就业岗位,普通人的购买力将遭受严重冲击,届时如何以更低成本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将成为刚性需求。他借鉴了Mark Cuban旗下平价药品公司Cost Plus Drugs的模式,认为住房、食品、教育、交通、移动通信等高频消费领域,都存在通过“让利于用户”来构建可持续商业模式的机会。
Q3:杨安泽倡导的全民基本收入(UBI)与他现在的创业方向之间存在什么联系?
A:两者的出发点一致,都是为了应对AI带来的财富集中和劳动力替代问题。不同的是,UBI依赖于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机制,而他现在更倾向于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同样的目标。他认为政府未必能高效地将财富转移到普通人手中,而Noble Mobile这类企业则可以通过商业模式直接在“资金”和“个体”之间建立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