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举办第八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
专题：第八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
2026年5月27日，由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AGE）、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联合主办的“第八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以线上形式圆满落幕。本次会议汇聚了国内外政府与市场经济学领域的权威专家——哈佛大学亚当斯讲席教授、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全球畅销书《人类简史》作者、历史学家与哲学家尤瓦尔·诺亚·赫拉利，北京大学副校长董志勇，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郑江淮，东南大学特聘教授邱斌，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涛，内蒙古财经大学副校长张志明，河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杨玉珍，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樊士德，以及清华大学ACCEPT院长李稻葵、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研究所联席所长刘培林等一众顶尖学者。清华大学副校长王宏伟发表致辞，会议由ACCEPT常务副院长厉克奥博主持。
王宏伟在致辞中指出，ACCEPT自成立八年来，始终致力于构建根植于中国经济实践、兼具国际普适性的自主知识体系。研究院不仅牵头成立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创办了英文国际学术期刊，更于2025年推出了中文期刊，该刊现已收录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成果，引用率在短时间内实现快速攀升。他期望研究院能把握历史机遇，以服务国家战略为使命，持续产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研究，打造国际学术高地，提升中国在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的地位，成为中国经济学改革的引领者，助力清华大学在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走在前列。
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从学派升维为独立学科
李稻葵在会上系统阐述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学科进展与未来方向。其核心任务明确：将政府这一现代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系统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研究其行为逻辑与激励约束机制，从而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统一。他特别强调，学科的生命力远超学派。这一学科并非空谈理论，而是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建构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能够将中国经济实践中的经验提炼为具有国际解释力的理论贡献，并在全球舞台上推广。研究方法上，李稻葵主张坚持案例剖析、理论构建与统计验证三者并重的研究范式。
谈及人工智能时代，李稻葵认为，AI不仅提升了经济学研究能力，更抛出一系列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必须回应的重大命题。人工智能正在催生一个“硅基社会”的雏形。我们不仅需要研究AI如何影响经济运行，更要深入探讨硅基社会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以及硅基社会内部的运行规则、制度安排与治理机制。基于此判断，他建议设立一个兼具发展与治理职能的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委员会，成员包括学者、企业家及政府部门代表，赋予其清晰的使命、专业能力和监管权威，在技术发展与风险治理之间找到有效平衡。
人工智能革命的治理挑战与架构设计
埃里克·马斯金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视角，剖析了AI革命的社会影响与治理架构。他的核心观察是：AI的扩散速度和影响范围远超以往的工业革命、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革命，几乎将触及所有社会领域和就业部门。一方面，AI能替代大量常规性、重复性工作，甚至部分脑力劳动；另一方面，其带来的就业替代、深度伪造以及自主性增强后可能失控的深度危机不容忽视。
在治理逻辑上，马斯金强调：对AI运行机制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具有公共品属性，私人部门因收益外溢可能投入不足，因此政府有必要提供研究资助和制度激励。他进一步主张，应把机制设计原则应用到AI治理机构的建设中——通过合理配置权责、专业能力和激励约束，确保机构既能促进AI发展，又能防范技术滥用。至于机构模式，相比高度独立且目标明确的美联储，他更倾向于建立类似财政部式的专门AI部门。
基础研究投入失衡：结构性困局亟待破解
郑江淮教授观察到一个根本性变化：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已从应用开发导向转向基础研究导向。但问题在于，当下的投入结构严重失衡——全国研发经费中基础研究占比偏低，这并不正常。区域层面呈现有趣反差：东部地区研发经费占比下降，发明专利授权占比反而上升；西部地区研发经费投入占比上升，发明专利授权占比却下降。高校作为上游创新部门，基础研究供给与市场需求脱节，下游则陷入低水平重复竞争，成果转化率极低。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在开发研究上投入资源，因为这能直接带动GDP和政绩。
基础研究存在双重外部性。一是“非对称的横向空间外部性”——基础研究的知识溢出强度与区域间创新差距呈U型关系。中西部地区实际创新能力较弱，即便研发投入占比上升，创新产出反而被东部虹吸。二是“纵向环节外部性”——上游基础研究部门无法获得全部创新收益。两重外部性叠加，导致关键核心技术供给不足，形成“卡脖子”困境。解决办法在于构建新型举国体制，且该体制必须是内生的，能克服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一条路径是纵向整合，将整个环节的外部性内生化——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拓宽其覆盖广度，配合制度创新，当投入足够多、覆盖主体足够广时，外部性影响就会被淡化。另一条是横向统筹，通过利益协调将跨区域、跨主体的空间外部性内生化。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关键在于实现跨地区的成长共担与收益共享——这对央地关系体制和差别化补贴政策提出了新挑战。
人类抉择：AI时代的决策权交接与风险防控
尤瓦尔·诺亚·赫拉利的分享围绕一个核心命题展开：人工智能已不再是辅助性工具，它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并影响决策——从电网运行到交通系统，从金融交易到医疗服务，AI的自主决策甚至开始取代人类的决策权。关键问题在于算法的“不透明性”。当人类将资源分配、机会获取、风险判断等决策权轻率地交给AI系统时，相当于放弃了对决策过程本身的理解和控制，这不仅可能损害社会公平，还可能带来极大的系统性风险。
作为历史学家，赫拉利的视角独到。他认为，科技变革无疑会带来福祉，但变革的负面因素往往不在于变革本身，而在于人类适应和接纳变革的过程。当一个社会过快地拥抱新技术和新进步，却缺乏有效的审查与纠错机制来制衡，就很可能在关键时刻酿成灾难。因此，AI的发展绝不能“先上线，后治理”——必须建立能够约束AI系统的制度安排，确保其运行和决策过程可被核查，在出现问题时能被及时纠正，并在关键领域保留人类干预的能力。
“懒汉”问题：扶贫政策能否激发内生动力？
董志勇教授以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核心视角切入，探讨了一个实操性极强的话题：“扶贫能扶志吗——从‘懒汉’问题看政府政策与个人抉择”。在贫困治理中，所谓“懒汉”问题，本质上是政府扶贫政策的干预边界、市场机制的激励效能，以及两者如何共同破解个体低努力均衡的难题。
演讲指出，“懒汉”问题自改革开放初期延续至今，可从道德、经济学、行为科学三个维度来界定。其核心是个体低参与、低预期、低努力的低水平均衡——是结构性困境与个体困境交织的结果，而非单纯的品德问题。董志勇教授运用预算约束线与无差异曲线模型进行分析：前者受收益、风险、机会等变量制约，后者与即时消费偏好、损失厌恶、社会文化机制等相关。政策应对上，短期路径包括务工补贴、产业奖补等，调整预算约束线，提高努力的收益、降低参与成本；长期路径则聚焦“扶贫扶志”——从稳定预期、降低学习参与成本、建立责任约束与奖励机制三方面，推动无差异曲线外移，激发内生动力。最后，董志勇提出几个值得持续深挖的问题：“懒汉”问题的长期性、激励政策的长期成本收益估算、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界定，以及雇主与雇员对薪酬投入预期差异的实验等，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圆桌讨论：多元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互动
圆桌环节同样精彩纷呈。邱斌认为，研究人员既要领会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要求，也要关注社会中的重大议题——比如南京地铁及都市圈扩张、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制造业投资差异、文旅经济、养老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他抛出一个鲜明判断：“得未来产业者得天下，得人才者得天下，得00后者得天下。”既要正视当前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也要反对西方某些观点对中国经济及人口问题的恶意唱衰。
研究方法上，虽然重回经典仍然重要，但邱斌指出，传统理论——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已难以适配当下中国发展。反而是浙江大学黄先海教授提出的“从中国自主体系中获得比较性优势，集聚某一种要素就能从0做到最好”的思路，更能解释当下产业招商引资充满活力的现象。
李涛从宏观角度切入。他认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对现代政府治理和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府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关键参与者，政府行为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经济运行的质量。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使政府的激励机制更合理，以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当代经济学研究不可忽视的核心课题。
在此基础上，李涛提出了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三个理解：首先是学术原创性，要立足中国实践形成知识、理论和方法；其次是国际认可，避免封闭化发展；最后是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涵盖科学研究、知识创新、人才培养、国际合作与文化传承等多个维度，尤其应注重对年轻一代研究人才的培养。他认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在上述三个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果，是对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积极贡献。
杨玉珍从宏观治理和区域经验两个层面分享见解。她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问题是经济治理，而经济治理的核心命题正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中，不同地方并非简单呈现“政府强则市场弱”的关系，可能出现强政府强市场、弱政府弱市场等多种组合——因此，地方政府与市场活力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她还透露，河南师范大学已较早建立政府与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希望依托这一平台，培养懂市场、懂政府、有文化、有道德自觉的学生。她邀请广大学者到河南、到河南师范大学调研交流。
张志明则从边疆民族地区的视角切入。他表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在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大有可为。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政府干预相对有效的东部地区相比，边疆地区的很多政府成员对经济学的理解有限，在干预市场过程中有时不符合“有为政府”的要求，容易对市场秩序产生负面作用，导致“强政府、弱市场”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在边疆有着巨大的推广空间和现实价值。他强调，边疆兴则中国兴，边疆稳则中国稳，只有边疆地区实现现代化，才能保证中国实现整体现代化。但边疆地区的经济运行规律与内陆存在差异，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假设条件也应与东部不同。他诚邀广大经济学者到边疆实地考察。
樊士德则把议题聚焦在人口流动上。他认为，政府与市场经济的研究高度契合经济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最终目标。当下劳动力从农村到城镇、从欠发达到发达地区的流动规模巨大，趋势愈加显著。由于国家的精准扶贫聚焦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大规模人口流动可能导致政策扶贫对象遗漏和空间上的偏差——这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在考虑政府激励时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时，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城乡融合时，也需要充分考虑农村因劳动力外流导致人口结构畸形化的影响。樊士德还特别赞成李稻葵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作为学科建设的思路，认为这有利于人才培养和研究深度。不过他也指出，如果将这个领域作为学科来建设，需要对学科的性质、内涵、外延、边界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作出清晰界定。
最后，刘培林重点从研究问题角度阐释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独特性。他提出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当前很多年轻学者习惯于研究“政府出台某项政策X之后对结果Y产生了什么影响”，但实际上，还可以“前移一步”或“跳高维度”——进一步追问政府为何会出台相关政策，或者有没有设计出更好政策的可能。这样才能更深入地研究政策形成、政府激励和制度设计本身。
他还特别强调，政府与市场经济学不仅要理解“政府”，更要理解“与”字所代表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机制。政府出台政策之后，市场主体、地方政府或其他行为者是否响应、如何响应——这决定了政策能否真正发挥作用。他以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与印尼学习中国政策的案例作对比，说明同样的政策设计在不同国家、不同地方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响应。因此，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互动不能被简单抽象化处理，必须结合具体情境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与剖析。
上午日程结束后，主办方在学术分会场通过海报展示了来自浙江工商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郑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科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民族大学、清华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武汉大学、胡志明开放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长沙理工大学、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天津财经大学、重庆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聊城大学师生们的研究成果。
随后，会议以“政府与发展”、“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和产业的发展”为主题，邀请了来自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辽宁大学、厦门大学、菲律宾马尼拉雅典耀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东南大学、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美国霍华德大学、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论文作者在现场分享了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相关的学术话题和焦点问题，并与现场嘉宾和与会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