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hropic CEO 只直接管一个人 背后的管理哲学

2026-06-12阅读 0热度 0
Anthropic

全球估值逼近万亿美元的AI巨头Anthropic,其CEO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的直接下属有多少人?仅一位。没错,只有一人。

达里奥将日常运营全权交由总裁丹妮拉·阿莫迪(Daniela Amodei)打理,自己只保留了一名首席幕僚阿维塔尔·巴尔维特(A vital Balwit)。其他高管均绕过他,直接向丹妮拉汇报。在当今科技圈,这种管理模式堪称独树一帜。

对比之下差距立现:OpenAI的奥特曼约有6名直接下属;英伟达的黄仁勋则直接管理60人。传统逻辑是公司规模越大,管理者管辖人数越多、组织越扁平,而达里奥反其道而行——他将自己的时间近乎完全隔绝保护起来。

Anthropic的执行团队由总裁丹妮拉领导,她负责日常运营并定期向董事会汇报;达里奥则聚焦于公司的长期战略规划与研究方向。他经常与员工沟通,强调企业文化。他与丹妮拉将维护和传承公司文化视为最重要的任务。

回击黄仁勋:AI冲击并非末日营销

“认为这是廉价营销的想法,本身才是廉价的营销。”

这句话出自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迪之口,直接反驳那些指责他炒作AI风险以谋取公司利益的批评者。他还顺带抨击了硅谷社交媒体上的“通病”,并解释了为何社会需要现在就着手规划未来的就业问题。

包括黄仁勋在内,不少人都将阿莫迪的AI预测称为“末日营销”。

阿莫迪坚决反击,并未收回自己对就业问题的担忧。他说:

我认为这是硅谷弊病的一部分,是那种沉迷于三秒钟社交媒体世界的产物。所以,我要传达的信息绝不是“末日将至”。我的信息是:这是一个我们应当预见到的、我们正在担忧的、并且需要积极去应对的事情。我的担忧程度始终如一。

我们正处在一个熟悉的爬坡阶段:AI在提升人类生产力。工作中90%的内容被自动化,剩下10%的人因此获得十倍杠杆,效率随之提升十倍。听起来很美好,但自动化的逻辑是无情的——它会持续逼近100%。到那时,你不能只是让人“更高效”,你得为他们重新找到存在的意义。

眼下,AI已经在撰写全部或几乎全部的代码,软件工程师的生产力却还在提升——这看似矛盾,却是事实。但裂缝已经出现:对于某些人来说,“让AI帮我做得更快”这个框架正在失效。更诚实的问法开始浮现——与其让人借助AI提高生产力,不如直接让AI完成工作,是不是反而更好?

不止软件,不止代码

AI带来的“就业冲击”或许无法避免。更现实的问题是:AI的影响远不止软件业,真正难的是——到底哪些行业先被重塑、哪些岗位会消失、又会冒出哪些新岗位?

阿莫迪承认:“没人能百分之百预测。经济本来就很难算清楚。”但他给出了一个“可能的好消息”:整体这块“蛋糕”会扩张得很快。饼变大,就意味着社会里大概率会出现新的容纳空间——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足够快地找到这些空间,让人及时转过去。

阿莫迪再次强调,必须阻止失业带来混乱的结局。Anthropic绝对不希望走到那一步。他停了停,说了几个“可能的出口”,但也很诚实地强调:都不保证一定行。

第一类出口:物理世界。人类需要更多人力去制造、去建造、去做真实世界的生产。这些东西不会因为屏幕里的效率提升就自动从天上掉下来。

第二类出口:人本型工作,也就是“人跟人打交道”的工作。至少有一部分人就是想跟真人说话。关系驱动的岗位、照护、陪伴、沟通……会变得更重要。

第三类出口:“人类意图”的岗位——让AI按人类价值与目标运转的人。AI再强也得对齐某些人的价值与意图,总得有人在某个层面上“给方向”。只是阿莫迪不确定这个角色最终会薄到什么程度、厚到什么程度。

说到这里,他的语气稍微乐观了一点:他希望人类依然能找到办法,继续“借力AI”,把自己解放出来,去做那些对人类而言更有意义、也更像“人”的工作。因为有些东西,AI做不了——或者至少没法以同样方式做到。

他举了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医学。今天我们雇医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会诊断。但他认为AI很快就能非常擅长告诉你可能有哪些病、该做哪些检查。到那时,你未必还需要医生来完成“诊断”这一部分。可AI没法像医生一样给你做体检:按一下这里会不会疼?它也没办法给你“床边沟通”(bedside manner),不会坐下来问你:你现在心里怎么想?你怎么面对这件事?你怎么熬过这个过程?

所以医学可能会发生一种转向:诊断工具越来越强,人类医生的价值会更多回到“人与人之间”的那部分——而这一部分不会消失。这段话的潜台词很清楚:AI会把很多职业的“技术核心”抽走,但也可能逼着这些职业把重心移回“人类独有的那点东西”。

阿莫迪:奥本海默是个“失败案例”

阿莫迪最喜欢的书之一是《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原子弹的制造》)。

但他不觉得自己和奥本海默有点像。他最有共鸣的其实是Leo Szilard——那个最早提出“可能存在链式反应”的人。

他接着把话说得更重:我们不可能靠“某个伟人式人物”来度过这一切,也不应该让某个自以为是的中心人物站到舞台中央。某种意义上,奥本海默是一个“失败案例”,是我们不该重复的路线。因为这里牵涉到太多强势参与者、太多利益。想让结局对所有人都好,唯一的办法是:到处都得有“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而阿莫迪继续忙着思考:我们正在创造的东西,到底会不会把我们自己变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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