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中国年经济答卷:开放与算力赋能湾区实践

2026-06-14阅读 0热度 0
人工智能

6月11日至13日,“APEC经济体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论坛”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来自16个APEC经济体的近百位中外学者,围绕“中国的发展与亚太的共同未来”这一主线,开展了多场高密度、深层次的学术对话。

APEC“中国年”的经济答卷:开放、算力与湾区实践

2026年APEC“中国年”的学术预热,选址在了广州。当深圳国际交流中心——未来APEC的“超级会客厅”——正加速改造时,近百位学者齐聚广东,带来的不仅是研究报告,更是对亚太经济走势的冷静审视:在逆全球化浪潮中,APEC的经济账本,究竟能拿出多少真金白银?

答案还在路上,但核心议题已逐渐清晰——传统贸易框架需升级,AI正在重塑竞争规则,而粤港澳大湾区,正努力成为可供输出的“中国方案”。

议题升级:从“贸易量”转向“贸易质”

印度尼西亚大学副校长Hamdi Muluk在论坛上一语中的:“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贸易,而是更好的贸易。”

APEC成立近40年,议题从最初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一路延伸至数字经济、绿色转型、供应链韧性等更复杂的领域。

数据能说明趋势:中国与东盟已连续六年互为头号贸易伙伴,2026年前五个月,双边贸易总额达3.52万亿元,同比增长16.6%。但Muluk强调,关键在于从原材料出口转向本地化加工,从工厂生产升级为数字技术服务。说白了,贸易顺差的“量”已非重点,产业链的“质”——是否向上游移动——才是分水岭。

厦门大学包广义教授以中印尼镍矿合作为例,为“更好贸易”提供了实证。印尼拥有全球40%-50%的已探明镍储量,但在冶炼技术、产业资本和全球市场网络上存在短板;中国则具备成熟产业链、先进冶炼技术和广阔市场,却面临资源约束。两国合作并非零和,而是典型的“资源换技术、市场换产能”的互利格局。

在海洋经济领域,中山大学梁育填教授点出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突破口。环南海地区渔业资源丰富,但印尼东部渔港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从巴布亚省运鱼到广东,需35天,冷链和航线网络拖累了贸易潜力。他建议,中国-东盟海洋经济合作应聚焦基础设施补短板、产业对接为核心、制度衔接为保障。这一思路,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高度契合。

从矿产到渔业,从贸易到投资,论坛传递的经济信号清晰:亚太经贸合作正从“广撒网”转向“深耕作”,谁能占据价值链更高位,谁就能在下一轮区域竞争中抢占先机。

AI与算力:数字经济的“新石油”谁说了算?

论坛现场,人工智能与算力基础设施成为多位专家的讨论焦点。

亚太地区集中了全球最密集的半导体制造产能、快速增长的数据中心集群和领先的数字技术创新。如何将这些资源转化为区域合作的“增量利好”,是APEC绕不开的课题。

马来西亚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会长翁诗杰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人工智能、数字能源转型等新驱动力,已从几年前的“新兴议题”,演变为APEC的“核心支柱”。他特别强调,小微企业应成为数字赋能的关键受益者——通过简化信息获取、降低行政成本,让更多中小企业真正参与区域商业活动。这一观点,得到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授Antje Fiedler的认同。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程永林教授则提出:“算力是新的石油”。算力资源的跨区域调度、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协调、数字支付的互联互通,目前仍缺乏系统性的合作框架。他建议,依托RCEP和“一带一路”现有机制,推动中国-东盟算力走廊建设,在数据互信互认、数字货币结算等具体领域先行先试。

事实上,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实践已为区域合作提供了可参考的样本。从深圳的5G+工业互联网到杭州的跨境电商综试区,从广州的数字贸易港到成都的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经济模式逐渐成型。通过APEC平台与各经济体共享这些经验,有助于缩小区域数字鸿沟,让更多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小企业享受技术红利。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余壮雄研究员从制造业视角,补充了人工智能的赋能效应。他指出,AI正在优化生产流程、降低对劳动力成本的依赖,使近岸制造和智能化生产成为可能。东南亚国家也在积极应对——越南、泰国已建立“AI+制造”特区,引入腾讯、阿里云等服务,将AI转化为产业链的区位优势。这一案例表明,技术变革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关键在于各经济体能否主动拥抱变化、调整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与亚太合作的“样板间”

本届论坛上,粤港澳大湾区被反复提及,毫不意外。大湾区面临的核心命题,与APEC的结构性难题高度相似:如何在不同的制度体系之间,实现高效的经济协同?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谢宝剑教授指出,大湾区的核心价值不在于经济总量,而在于探索出一条“不牺牲各自制度主权、通过技术性安排实现功能性一体化”的合作路径。他以“组合港”通关模式为例——通过“一次报关、一次查验”,通关时间缩短3到5天,物流成本降低15%以上。这直接证明,制度差异并非障碍,技术性互认才是关键。

马来西亚国会议员李健聪则从绿色金融角度看到大湾区的独特优势。他指出,香港2025年绿色债券发行量突破800亿美元,其中约三成用于大湾区新能源项目。这种“内地产业+香港金融”的绿色合作模式,完全可以推广到太平洋岛国和东南亚国家,帮助它们将可再生能源资源转化为可交易的金融产品。

RCEP产业合作委员会主席许宁宁将大湾区经验提炼为“机制性建设”的范本。他建议APEC借鉴这一思路,推动建立中小企业合作委员会和行业对接平台,并提议APEC中小企业会议可在广州长期设立机制,让中小企业真正从区域合作中获益。谢宝剑总结到位:“大湾区不是‘中国的特区’,而是‘亚太的试验田’。这里的每一项制度创新,都可能成为APEC能力建设模块的输出内容。”

大湾区带给APEC的最大启示或许可以这样概括: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一定需要统一的制度框架,通过务实的技术安排、循序渐进的试点推广、让各方都受益的合作机制,完全可以逐步走向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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