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诱饵」太多，算法没法背锅

牛津词典将“愤怒诱饵”评为2025年度词汇，揭示了什么？

当“愤怒诱饵”（rage bait）被牛津词典选为2025年度词汇，一个流量驱动下刻意煽动公众愤怒的内容生态，便正式获得了它的时代标签。然而，将这一现象简单归咎于算法和“信息茧房”，或许是一种认知上的偏差。实证研究不断提醒我们，网络极化与信息封闭，更多源于人类自身的非理性心理机制——比如确认偏误、负面偏好，以及根植于社交本能的趋同心理。算法并非元凶，平台本身也在积极治理“恶流量”，推荐系统早已进化为兼顾多样性、具备“破茧”能力的多目标引擎。问题的核心，或许更在于用户自身的信息主权意识：你点击什么，算法才推荐什么。责任不在冰冷的代码，而在每一次有温度的选择。

很多时候，你以为的不平，可能只是钻进了精心设计的情绪陷阱；你感受到的不忿，或许只是吞下了精准投喂的愤怒诱饵。这层后真相时代的“窗户纸”，如今被一本权威词典捅破了。

什么是“愤怒诱饵”？定义很直白：故意用刺激性内容引发网民愤怒，借此收割流量。从摆拍的“儿媳给住院婆婆吃泡面”，到编造的“外卖骑手被顾客羞辱”，都是典型的操作。

▲牛津词典团队将「愤怒诱饵」评选为2025年牛津年度词汇。

现象本身无疑值得警惕。当愤怒能被批量生产为博取流量的工具，社会戾气必然加重，舆论生态也会随之劣化。

但观察舆论反应，一个有趣的模式出现了：不少人又陷入了“遇事不决，量子力学；归因无妨，信息茧房”的思维定式，将矛头径直对准了算法。“信息茧房”再次成为高频解释词。

在这种叙事里，“愤怒诱饵”的盛行，是算法编织的茧房提供了温床。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柏拉图的“洞xue寓言”——人们盯着墙上的投影争论不休，却对背后真正的光源视而不见。

01 愤怒的生意：非理性的人，与理性的平台

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有句名言：如果你认为人类总是理性的，那么，至少一般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

“愤怒诱饵”为何大行其道？根源恰恰在于那三个字：非理性。

神经科学研究早已证实：大脑对负面刺激的反应，远比正面刺激更强烈、更持久。社会学中的注意偏向理论也指向同一结论：相比中性信息，情绪化内容总能更轻易地捕获个体注意力。

换句话说，当争议性话题出现时，用户投以更多关注，是一种本能。

流量捕手们深谙此道。他们的操作链条清晰可辨：先是“选饵”，精准识别那些自带冲突基因的话题，如性别对立、地域歧视、代际矛盾；接着“制饵”，将极端标签、反差情节、失真细节精心调配；然后“下钩”，通过耸动的标题、伪造的截图，点燃公众怒火；最终“收网”，完成流量变&现。

▲央视此前曾起底营销号靠摆拍「外卖员被顾客羞辱」系列视频起号。

说到底，“愤怒诱饵”是人性注意力机制的弱点，与流量饥渴下的行为扭曲，共同催生的产物。

那么，平台算法是否在助推这条“愤怒产业链”呢？一个常见的想象是：算法构建了“愤怒-互动-推荐-更多愤怒”的恶性循环。

但这更多是想当然。事实一再证明，用户频繁刷到制造对立的内容后，产生的负面情绪往往导向逃离而非沉迷，是卸载而非停留。一个充满戾气的社区环境，不仅商业价值骤减，还需承受巨大的监管风险。

这意味着，“愤怒诱饵”带来的“恶流量”，与平台在用户体验、内容安全和商业利益上的根本追求，存在本质冲突。平台有何动力去拥抱它？

答案早已体现在行动中。以抖音为例，今年推出的《社区热点信息和账号治理规则（试行）》，就旗帜鲜明地反对极端、煽动、引战内容，并对刻意制造冲突的“恶意营销号”进行重点治理。这释放的信号再明确不过：面对“愤怒诱饵”，平台扮演的是“过滤器”，而非“助推器”。

02 茧房迷思：是算法织茧，还是认知自缚？

无论是“愤怒诱饵”，还是之前的“傻子共振”、“算法离间”，这些新词引发的讨论，本质上都是“算法织茧说”的又一次回响。

在诸多社会议题纷扰的当下，将问题归咎于算法构筑的信息茧房，似乎成了一种思维惯性。但这看似化繁为简，实则可能是一种化约的惰性。

对此，需要厘清几个关键点：

第一，“信息茧房”是否存在尚存争议，但“认知茧房”真切存在。

“信息茧房”究竟是真实的赛博囚笼，还是想象的稻草人？学界至今莫衷一是。一个基本事实是，该假说在严谨的实证研究中从未被完全证实。

▲包括陈昌凤、喻国明在内的国内传播学者都曾提出，「信息茧房」没有实证研究佐证。

但这不等于“茧房效应”不存在。算法更像一个放大器，它在“人塑造环境”与“环境塑造人”的双向互动中，倍数级地还原了人性的多面。它既能放大向善的力量，也会暴露我们在信息获取上的路径依赖、在信息沟通上的社交衰退、在信息消化上的感情用事。这些弊端凝结成的，或许更应称之为“思维茧房”或“认知茧房”。

第二，信息偏食是人脑的“减负机制”，没那么可怕。

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信息茧房是伪命题，信息偏食才是真问题。就连该概念的提出者桑斯坦，也将症结归于“信息偏食”。

所谓信息偏食，其实是人脑基于“喜同恶异”的天性，自动开启的信息筛选模式，本质上是一种避免信息过载的自我保护。

第三，真正可怕的，并非算法，而是信息的单一控制与限量供给。

回想信息匮乏的时代，“茧房”是物理性的，因为别无选择。今天批判“信息茧房”的人，或许忘了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大众接收的信息渠道何其单一。

而在信息丰裕的今天，所谓的“茧房”更多是心理性的。它不由分发渠道决定，而由我们大脑的信息加工与选择机制塑造。

03 算法真相：是筑茧的狱卒，还是破茧的向导？

以上讨论，最终指向两个核心问题：“茧房”究竟如何形成？算法真的在筑茧吗？

先看第一个问题。

前不久，权威期刊《科学》发表了一篇题为《不要责怪算法：社交媒体可能天生就存在两极分化》的论文，介绍了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一项研究。

▲《Science》发表论文称，即便没有算法，社交媒体也会存在极化现象。

研究团队搭建了一个极简社交平台，无任何个性化算法，仅保留发帖、转帖和关注功能，并投入500个设定好人格的AI机器人模拟互动。结果发现，无需算法干预，机器人在数万次互动后便自动形成对立阵营：立场相近的相互聚集，极端观点的传播速度远超中立内容。

结论清晰：“信息茧房”的形成并非算法所致，而是人类趋同避异社交本能的自然产物。即便没有算法，极化现象依然会在社交媒体上出现。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这很容易理解。人类的注意力与记忆机制，天生自带“筑墙”倾向。“确认偏误”让我们更关注符合已有观念的信息；“负面偏好”让我们对令人愤怒的事物记忆更深；“可得性启发”则让我们高估近期接触信息的重要性。

一个常见的场景是：算法可能推送了100条内容，其中80条符合兴趣，15条是多样性探索，5条是随机噪音。但用户的大脑往往会选择性遗忘那95条，唯独对那几条引发强烈情绪（愤怒或惊喜）的“极端”信息印象深刻。

杜克大学教授克里斯·贝尔在《打破社交媒体棱镜》中，甚至给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结论：强制让人接触对立观点，非但不会使其变得温和，反而可能强化其原有立场，使其更加极端。

言下之意，社交媒体上的认知封闭，本质是人类本性在网络空间的延伸。与其说是算法在制造茧房，不如说是人类认知系统自身在编织滤网。

▲权威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也曾发表论文，用实验证明没有证据表明算法是两极分化的关键推手。

再看第二个问题：算法会筑茧吗？

如果算法只推送用户想看的、爱听的，那确实会。但现实是，主流平台的算法早已进化。

以抖音算法为例，它早已从单一的兴趣匹配，进化为多目标优化体系。它不仅考虑“用户喜欢什么”，更会主动控制相似内容的出现间隔与频次，强制插入多样性内容，并通过随机推荐、社交关系拓展、搜索联动等方式，帮助用户突破既有兴趣圈。

例如，其“使用管理助手”功能就颇具代表性。用户不仅能直观看到自己的兴趣分布，还能通过“探索更多”主动增加多样化信息供给。在这里，算法更像一个对外探索的向导，而非向内筑茧的狱卒。

▲用户可以点进「使用管理助手」页面，设置时间锁、休息提醒和进行内容管理。

著名传播学者喻国明甚至认为，智能算法推荐具有反信息茧房的本质，“采用多种算法的信息分发平台……总体上能够有效地避免‘茧房效应’的发生”。换言之，算法非但不筑茧，还能破茧。

这并非空谈。抖音公布的“双塔召回模型”，正是通过将用户和内容转化为高维数学向量，实现脱离具体语义的精准匹配，从而发掘用户的潜在兴趣，让用户刷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内容。

凯文·凯利在《必然》中曾描绘“理想过滤器”的模样：它能推荐“朋友喜欢而我还不知道的”，以及“我现在不喜欢，但想尝试去喜欢”的东西。现在看来，算法的持续进化，正让这一设想逐步成为现实。

04 祛魅之后：信息主权重归用户

当然，这并非宣称算法已臻于完美，而是指出，许多人对算法的恐惧与敌意，源于不解与误解。

如何消除？答案在于算法透明化，以此祛除“算法魔法化”的想象。

过去，“商业秘密”是横在算法透明化面前的一堵高墙。但今年以来，一个明显趋势是，以抖音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开始主动拆“墙”。

从建立安全与信任中心、上线官网披露算法细节，到举办开放日、全面升级使用管理工具、召开“算法向善”专家研讨会……一套包含规则阐释、案例解析、互动答疑的多维沟通体系正在形成，让算法从黑箱走向透明。

▲抖音安全与信任中心官网上公布了详细算法原理。

这本质上是以“祛魅”来消除大众对“不受控制的技术权力”的担忧。当平台将如何通过“多目标建模”平衡短期互动与长期价值、如何设置“多样性约束”避免内容重复、如何引入“探索因子”突破兴趣固化等原理公之于众，算法的“可理解性”本身就成了公共产品。

阻击算法污名化的最好方式，就是将其置于“可解释、可参与、可监督”的透明化框架下。如此一来，用户终将明白：算法并非独立的价值主体，而是人类行为的映射；不是神秘的巫术，而是可监督、可改进的工具。它既不全能，也非万能。

在平台的媒体沟通会上，听算法工程师解释为何我们看到的是内容A而非内容B，听运营负责人阐述“优质内容”的定义，会让人清晰感受到两点：其一，将复杂的社会结构性问题简单归结为算法原罪，在自己作茧自缚后怪罪算法织茧，这是一种归因偏差；其二，很多时候，技术本身不是问题，放弃人的自主性与判断力才是。

回到“愤怒诱饵”现象，它的大量存在，算法实在背不了这个锅。不能因为算法“不会说话”，就让它充当标靶。

算法确有其局限，但解决之道绝非打倒算法，而是让它在阳光下运行，让公众理解其原理，让平台履行治理责任，最终，让用户重掌信息主权。唯有承认其局限、善用其价值，那个人与技术共处的未来才会愈发清晰。

这其中，用户自身的信息主权意识至关重要。正如纳萨尼尔·霍桑所言：你关注什么，最终你就成为什么。换一个更直接的表述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信息接收情况的第一责任人。

因为最终决定你信息流走向的，不是那一行行代码，而是你每一次的点击、停留与互动。你接收什么，终究由“你”不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