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让硅谷10万人失业”背后的真相
当“效率革命”的光环笼罩着AI，硅谷的裁员潮却投下一道现实的阴影：技术进步，未必自动铺就普惠之路。本文将穿透“AI替代人”的叙事表层，审视企业战略、资本逻辑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深层博弈，并叩问一个关键命题：我们的制度框架，是否已为这场变革做好了准备？
几乎与“硅谷近10万人被裁”的消息同步闯入公众视野的，是“英伟达市值突破5万亿美元”、“苹果市值首破4万亿美元”、“马斯克或获万亿美元薪酬”这类新闻。
失业人群与超级企业、超级个体之间的反差如此刺眼，无疑为人类社会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写下了鲜活的注脚。
一个趋势已然清晰：AI替代更多人力将不可避免。然而，在技术狂奔的背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浮出水面：我们的财富分配等社会制度，真的跟上了吗？
01 “AI替代人”旗号之下所掩盖的
新一轮裁员风暴，正在科技巨头中蔓延。
近期消息显示，亚马逊计划裁减约1.4万名公司职员，旨在精简运营，并为人工智能的加速部署铺路。这已是继2022年裁掉2.7万人之后，亚马逊的又一次大规模动作。
放眼整个硅谷，形势同样严峻。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近10万名科技从业者失去工作。
谷歌在年初便对其云计算部门的设计岗位动刀，将资源向AI产品研发倾斜；微软自5月以来裁员超过1.5万人，波及Azure云、全球销售及工程等核心部门；Meta上月宣布裁撤人工智能部门600名员工，理由是实现组织扁平化、提升效率；英特尔则在今年夏季的三个月内裁掉了超过2万人；就连IBM也在近日宣布，将于第四季度启动新一轮裁员，预计影响上千人。
回顾过去，一家企业进行万人级别的裁员，往往伴随着严重的生存危机，遭遇“戴维斯双杀”——业绩下滑与估值下降双双来袭，最终导致股价暴跌。
但眼下这波裁员潮截然不同。主导者们大多业绩亮眼，股价也正高歌猛进。
以亚马逊为例，其今年三季度营收和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13%和39%，并对第四季度给出了超10%的营收增长预期。财报发布后，股价应声飙升13%。谷歌、微软、Meta第三季度也均录得超过10%的增长，股价屡创新高。
就连前几年表现低迷的IBM，也在今年三季度实现了超9%的增长，成功扭亏为盈，年内股价上涨约40%。英特尔同样结束了连续六个财季的亏损，重回增长轨道。
如此看来，当下的科技巨头呈现出一种“越强越裁”的奇特景象。他们将原因普遍归结于AI技术的加速应用，一边裁员，一边却加大在AI领域的投入。亚马逊预计今年在AI上的资本支出总额将达1250亿美元，且明年规模还将扩大。
于是，一种新的叙事被构建出来。过去，企业裁员多少有些遮遮掩掩，常以“优化”等词汇委婉修饰。如今，科技巨头们传递的逻辑是：AI的大规模应用必然替代人力，裁员因此成为技术领先、把握未来趋势、降本增效的标志，甚至是业绩向好的前奏。
在这套逻辑下，被裁者似乎只能归咎于自身技能迭代太慢，未能跑赢AI进化的速度。
然而，能进入这些科技巨头的员工，本身已是行业佼佼者。他们的“轻易”被替代，无疑加剧了广泛的社会焦虑：AI时代的红利尚未真切感受到，职业饭碗的危机却已迫在眉睫。
但问题在于：如此大规模的裁员，真的全是AI的“功劳”吗？
“AI替代人”的旗帜之下，其实掩盖了更为复杂的现实。
首先，相当一部分裁员，是科技企业前期过度扩张的后遗症。
将时间拨回2020至2022年，疫情期间线上需求激增，叠加美联储将利率降至接近零的水平，融资成本低廉，共同催生了科技行业的大扩张与招聘狂潮。
亚马逊便是典型。仅2020年第三季度，其员工数就暴增24.8万；2021年第三季度，又增加了13.3万人。其全球员工总数从2019年的不到80万，猛增至2021年的160万，直接翻番。
其他巨头也不例外。从2019年到2022年，谷歌员工从约11万扩张至18.7万；微软从15万增至超22万；Meta则从4.5万翻倍至8.7万。国内互联网大厂同样经历了一轮人员膨胀。
大水漫灌之下，许多岗位本就存在虚胖。随着疫情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美联储自2022年3月开启连续11次加息，企业融资环境骤变，裁员或收索招聘便成为必然选择，由此引发了持续数年的裁员潮。
根据美国就业信息网站Layoffs.fyi的数据，2022年全球科技企业裁员约16万人，是上一年的13倍；2023年，约1191家科技公司裁员总数达26万人，创下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以来的最高纪录；2024年，科技公司裁员总数也已接近15万人。
由此可见，这一轮美国科技企业的裁员潮，背后仍有强烈的周期性因素和企业战略调整的烙印。
其次，科技企业在裁减正式岗位的同时，正将更多人推向“非正规就业”的境地。
就在宣布大规模裁员的同时，亚马逊宣布在美国招聘25万名“假日季”员工。这些岗位基本属于临时工，在感恩节至圣诞节的销售旺季结束后，工作便告一段落。表面看自由灵活，实则与正式员工在福利待遇、技能积累上相去甚远。
零售巨头在旺季招聘临时工，如同制造业在订单高峰期急聘工人，本非新鲜事。但不可忽视的宏观趋势是：在全球白领遭遇裁员潮的同时，从事网约车、外卖、互联网家政、软件开发众包等“零工经济”的人群正在迅速壮大。
全球自由职业者平台Upwork的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有38%的劳动力（约6400万人）从事自由职业，较十年前增加了1100万。
这其中，固然有部分知识型工作者主动选择零工以追求自由与更高收入，但亦有大量劳动密集型零工是迫于无奈的选择——例如，失去工作的白领转而开网约车或送外卖。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AI的发展本身也依赖大量低薪的外包临时工，如数据标注员、内容审核员。他们从事着单调重复的劳动，默默“喂养”着AI系统。
因此，科技行业白领失业潮的另一面，是大量缺乏稳定性的临时工岗位的滋生。这加剧了所谓“二元劳工市场”的分化：“好工作”与“坏工作”之间的壁垒日益森严，且难以跨越。从事碎片化、重复性劳动的临时工，很难通过此类工作积累技能、实现阶层跃升。这无疑在加剧社会结构的板结。
然而，在“AI替代人”的叙事包装下，这一切都被巧妙地归因于技术演化的自然结果，被替代者仿佛只能自认技不如“机”。
02 技术之外的重要问题
回望近半个世纪，美国前两次大规模的裁员潮，都曾深刻加剧社会分化，其叙事逻辑与今日颇有相似之处。
第一次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面对欧洲、日本、韩国产品的全球竞争，美国企业优势不再，平均税后利润率从1959年的8%降至1979年的5.1%。
压力之下，美国企业开始将制造业向成本更低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开启了“去工业化”进程，导致本土蓝领工人大规模失业。
当时，精英阶层主导的舆论将企业竞争力下降，主要归咎于工会权力过大、美国工人缺乏竞争力以及政府监管过严。于是，抛弃本土蓝领工人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
与之相伴的，是新自由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里根政府推行私有化、放松监管和经济自由化，奉行“大市场、小政府”理念。
这为美国大企业“无止境追求利润”扫清了障碍。此后，跨国企业及其股东、高管的财富急剧膨胀，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和整治影响力也同步扩张。通过整治献金和游说活动，他们能强有力地影响政府政策。
而另一面，数据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超过1100万工人因工厂关闭、产业转移和裁员而失业，其中多数来自制造业。1986年至1991年间，又有约1200万工人被解雇。这些工人在寻找新工作时，往往不得不接受薪资远低于从前、且缺乏福利的兼职工作。
到了九十年代，信息时代来临，第二波裁员潮袭来，这次轮到了白领阶层。
对于这波裁员，企业给出的解释通常是计算机新技术的应用、组织架构重组或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并宣称从长远看，所有人都会从全球自由市场中受益——简言之，这是自然的经济演化结果。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厄尔·怀松等在《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中所写，当时美国大企业掀起的裁员风暴，甚至催生了一个新职业——“再就业专家”。他们的任务就是通过公共关系手段，让公众接受一个观念：裁员是公司在全球经济中求存的正常方式。
图源电影《在云端》，讲述了一名职业裁员人员的故事
必须承认，新技术与全球化的深化本身具有进步性。但在近乎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其收益很难普惠于大众，而是日益集中于社会顶层。
跨国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得以在全球搜寻薪酬最低的劳动力，从而摆脱工人对提高工资和福利的要求，持续以最低成本运营。
同时，他们利用复杂的全球税务架构进行避税。只要不将海外利润汇回美国，就无需缴纳联邦公司所得税。通过在低税率或零税率地区设立分支机构转移利润，他们得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税负。
英国《卫报》曾报道，2011年至2020年间，“硅谷六巨头”（亚马逊、脸书、谷歌、奈飞、苹果、微软）在全球避税的总额高达960亿美元。
如此“无止境追逐利润”所积累的财富，高度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而技术进步与全球贸易所创造的新增就业岗位，大多被跨国企业带往海外，并未留在本土。消失的“好工作”并没有被同等质量的“新工作”所替代。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揭示了这一残酷现实：2010年至2020年期间，增长和更替的岗位中有69.2%仅需高中学历或更低。数量增长最多的岗位包括零售员、货运工、餐厅服务员、护工、客服代表等。这进一步加剧了学历贬值，堵塞了许多人的上升通道。
相比之下，当前科技企业的裁员潮在规模上尚未达到前两次的水平，AI也远未达到能如此大规模替代人力的程度——尽管裁员正在“AI替代人”的旗号下进行。
但趋势已然明朗：AI替代更多人力将不可避免。于是，技术之外的那个根本性问题再次凸显：我们真的在财富分配等制度层面做好准备了吗？
当“硅谷10万人被裁”与“英伟达市值突破5万亿美元”、“马斯克可能获得万亿美元薪酬”的消息并列出现时，这种强烈的对比，让上述疑问显得更加尖锐而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