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Talk Vol.5：李一淼解读“离线AI”与个人潜能

“AI应当成为我们自我完善的工具。”

关于AI的讨论，常常聚焦于模型、算力与产业效率。但当AI能够对话、创作并协助我们梳理记忆时，其价值便超越了技术层面，直指人文关怀的核心。

本期《原点Talk》对话一淼AI创新工作室主理人李一淼。她的职业路径跨越多个领域：从文旅规划设计师，到教授人文地理与英语的教育者，再到如今专注于“AI人文创新教育”的实践者。同时，她也是一位口述家族史的推动者。

这些多元经历背后，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探索人在空间、时间与关系网络中如何定位自我。景观设计处理人与空间，教育关乎人与人的联结，口述史则连接代际记忆。AI，恰好成为她重新整合这些线索的关键媒介。

她认为，AI实现了创作工具的民主化，显著降低了公众表达、记录与创造的门槛。但其核心目的并非取代人类的思考、情感与体验，而是助力人们回归本真，重建与社群及世界的深度连接。

她提出一个精辟的比喻：每个人都是一台“离线的AI”。我们独特的经历、家庭、记忆与生命体验，构成了世上绝无仅有的训练数据集。当AI时代逐渐淡化外在的职业标签，个体更需要向内探寻，确立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或许正是“见自我、见众生、见天地”在当下的新诠释。

以下为本次访谈精华内容。

从景观到AI：一条人文主线的贯穿

高飞：你的背景横跨景观、教育、家族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你会如何定义自己？

李一淼：我通常介绍自己曾是一名文旅规划设计师，目前专注于AI人文创新教育。

高飞：最初选择景观规划专业，是基于怎样的考量？

李一淼：回头看，这个选择带有某种必然性。当年填报志愿，我在计算机和景观之间徘徊。作为一名理科生，景观几乎是理科领域中最富艺术与人文气息的方向。我母亲曾在北京林业大学进修，她告诉我这个专业可以背着画板去写生。后来我查阅课程，看到植物学、艺术、建筑、绘画等科目，都是我兴趣所在，于是便做出了决定。

高飞：当时理科是更主流的选择，但你内心似乎更倾向艺术与人文。家庭支持你的决定吗？

李一淼：我人生中所有重大决定，基本都是自己做出的。父母非常开明，他们始终在背后提供支持，从不将个人意志强加于我。

高飞：真正学习之后，景观专业符合你最初的想象吗？

李一淼：完全符合，这正是我热爱的领域。在北林完成本科学业后，我赴美深造。那几年非常充实，因为每天都在从事自己热爱的事情。

高飞：赴美读研后，研究方向是否有变化？

李一淼：起初我在佛罗里达大学学习景观建筑，后来获得奥本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后转学。美国的景观理念更侧重生态规划，其核心不仅是创造美观的空间，更是审视场地如何与更大的生态系统协同，致力于生态的修复与改善。

高飞：对于不太了解的人来说，景观设计与生态设计的具体区别在哪里？

李一淼：狭义的景观设计，关注公园、校园或居住区等具体空间，通过植物、材料与空间组织，提升其舒适度与美学价值，满足人的功能与审美需求。

而生态设计的视野更宏观、更系统。例如，我研究生时期曾研究美国沃尔玛旧址的再利用问题。这类大型商超的生命周期大约三四十年，之后可能因社区变迁而迁离或关闭。那么，遗留的场地该如何处理？

当时我所在的社区与一家沃尔玛被高速公路隔断，不仅步行不便，也破坏了原有的生态连续性。我的课题便是思考如何通过景观与生态设计，重新连接两个社区，并让沃尔玛搬迁后的场地与周边环境融合。

我当时的理念是“让自然做功”。先人为设定一个框架，例如在水泥地面上切割出缝隙，让植物、杂草与雨水在时间中自然作用，逐渐分解硬化地面，最终演变成一个既适宜人类活动，又具备生态功能的场地。

高飞：相当于用自然的力量，去消解人工的痕迹。

李一淼：是的。景观是一个高度综合的学科，处理的是外部空间环境。建筑聚焦于本体，城市规划着眼于整体结构，而景观则需要同时理解建筑、规划、植物与自然系统。俞孔坚教授提出的“海绵城市”理念就是一个典型。过去治理洪水多用工业化思维，以水泥河道快速泄洪。但在景观设计师看来，可以利用植物、生态驳岸和可持续材料，打造出既能防洪，又能供人游憩、兼具生态与美观的复合空间。

高飞：从单纯追求效率，转向综合考虑人、自然与生态的平衡。之后你在西雅图工作过，为何选择回国？

李一淼：美国的景观行业已非常成熟，我当时参与的多是篮球场、大学校园等小型项目，整体环境稳定。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建设高峰期，有机会接触到规模更大、更具影响力的项目。从专业发展角度看，国内空间更大；从生活状态看，美国则更趋于平稳。

高飞：回国从事景观设计几年后，是什么促使你转向创业？

李一淼：2015年，我遇到了一个契机。一位客户提供了一个相当规模的项目，我便借此开始了创业之路。那时也正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在大设计院工作，项目规模虽大，但多是公共或地产项目，如住宅区、公园等，创意发挥空间有限，更像高效运转的生产线。而我个人创造力较强，文旅项目恰恰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与创意，这与我的兴趣和特质更为契合。

高飞：从设计师转变为创业者，感受有何不同？

李一淼：最大的变化是必须自我驱动，并且要处理大量设计以外的事务。可能一半以上的时间无法专注于设计，需要与客户沟通、跑现场、招聘、管理项目进度。但那种“忙并快乐着”的感觉很强烈，因为这一切都是在为自己做事。

转向教育：人文地理的延续与AI的契机

高飞：后来进入教育领域，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李一淼：孩子出生后，我的重心更多转向了家庭与教育，也兼职从事了一些教育相关工作。疫情期间，文旅项目减少，我便兼职担任英语老师和AP教师，教授人文地理和英语。实际上，景观设计本身就需要人文地理知识，做文旅更需深刻理解一个地方的地理与人文内涵。可以说，地理与人文一直是我职业发展中的一条暗线。

高飞：在中国，教育备受重视。你认为如何让学习既有效，又能激发孩子的内在动力？

李一淼：我的教学经历有些特殊，较少带大班，更多是一对一教学。如果资源允许，一对一无疑是效果最佳的模式，因为它极具针对性，更容易建立亦师亦友、教学相长的关系。当然，其成本也更高。AI时代的到来，让普通人享受“一对一”个性化指导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与工业时代的标准化班课相比，AI能极大释放每个人自主学习的潜力。当然，最理想的状况，是AI工具与真人教师的引导陪伴相结合。

高飞：AI浪潮兴起后，它具体如何影响了你的工作？

李一淼：我算是比较早一批使用AI生图的设计师。在文旅规划的前期策划阶段，我们常需要将创意视觉化。行业的传统做法是寻找“意向图”——即把国外已建成的类似项目照片放入方案，附上文字说明。但问题在于，这些图片并非为你量身定制，与你的场地概念未必融合，也难以完全体现原创想法。

如果在策划初期就投入三维建模、效果图渲染，成本和时间又难以承受。AI生图出现后，它能迅速将脑海中的构思转化为质量不错的图像，直接替代传统的意向图，这对我的工作帮助非常直接。2021年我用Stable Diffusion生成了一张树屋效果图发在朋友圈，很多人询问“这是哪个项目”，完全没人意识到那是AI生成的。

高飞：你认为使用AI生图，最关键的经验是什么？许多人感觉像是在“抽卡”，难以得到想要的结果。

李一淼：这背后依然离不开设计师的专业经验。我能生成相对精准的图像，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我通常会先确定基本的空间骨架——建筑体块放在哪，植物景观如何布局，然后做一个粗略的草图，将这个框架喂给AI，让它在此基础上进行美化与深化。在我的AI设计课程中，最终出图效果最好的，往往还是有设计或规划背景的学员。工具虽然普及了，但专业人士与大众之间，仍然隔着对设计语言与行业经验的认知鸿沟。

AI人文实践：从创作工作坊到口述家族史

高飞：你是如何从AI生图，发展到开设AI创作课程与研学工作坊的？

李一淼：由于较早将AI应用于设计，我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后来，一些机构邀请我去做相关的分享与培训，我便开始举办AI创作讲座和课程。有一次与93号博物馆的馆长交流，他们深耕北京大栅栏地区，我于是萌生了一个想法：能否先带领大家进行实地研学，走访杨梅竹斜街、琉璃厂、老字号等代表性线路，然后再回到工作坊，由我引导大家用AI进行创作？

高飞：为什么一定要先实地走访，再回来创作？

李一淼：这源于我多年从事文旅行业的经验。我一直认为，完整的旅行体验应该形成一个闭环。在旅程结束、体验过后，最好能产生一个属于自己的成果——无论是一篇游记、一段总结还是几张照片。将外在的感知转化为内在的表达，这才是一个更高级、更完整的体验闭环。

高飞：这类研学活动主要面向哪些人群？

李一淼：我的课程理念中，“混龄”非常重要。这并非一门高深的技术课，只要会用手机、能与AI对话，就可以参与。如今像豆包这类工具体验已做得非常友好，老人和孩子都能用它来生成图像、进行创作。AI本质上带来了创作工具的平权，释放了普通人的创作潜能——只要敢想，就有实现的可能。

混龄的效果往往出奇地好。孩子们能观察到长辈的关注点与人生经验，长者也能接触到年轻人新鲜的视角与文化，感受到时代的脉搏，避免与当下脱节。

我特别注重SEL（社会情感学习）。在一些教育理念先进的地方，孩子从小学习如何表达情绪、进行情感沟通，但这在国内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当下部分青少年出现的心理困扰，某种程度上与环境单一、社会关系扁平有关。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需要从与不同人的交往中获得心理支持、经验借鉴与自我成长。因此，我希望研学发生在真实的社区中，让不同年龄层的人交流生命经验，同时也增强他们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凝聚力。

高飞：参与者都是来自本社区的人吗？

李一淼：两者都有。我曾参与过一些城市更新项目。其中不少项目未能成功，恰恰是因为居民对那片土地缺乏归属感与共同记忆。更新过程有时会剥离街区最具灵魂的历史痕迹，全部换成崭新的面貌，结果人们失去了“根”。这与我后来做口述家族史的初衷，也有内在联系。

高飞：提到口述家族史，具体什么是口述史？为什么记录家族口述史如此重要？

李一淼：口述史本身是一个专业学科。我之所以想做这件事，与个人经历有关。刚回国时，父亲第一次带我去给祖父扫墓。因为长辈去世较早，我从小与他们分离，对他们的生平知之甚少。站在墓前的那一刻，我强烈地渴望了解他们曾经的生活，那颗种子便是在那时埋下的。

高飞：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呢？

李一淼：在过去，完成一个口述史项目可能需要一个团队和数万元经费。而现在，借助AI工具，这个过程可以缩短到一天甚至几个小时。AI在工具效率上带来了巨大提升，例如录音转写、内容摘要、文字整理，甚至能生成连环画、视频等多种形式。另一方面，AI也能辅助普通人进行采访，比如帮助生成采访问题。我现在致力于口述史的普及推广，也开发了相关的AI辅助工具。

但必须清醒认识到，AI没有生命体验。口述史常常涉及家庭内部的隐痛、创伤与艰难记忆。这时，采访者需要捕捉许多细微的情感信号。AI可以分析文本，却无法替代线下面对面交流所产生的连接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受、沉默与情绪流动，很多都是难以言传的隐性知识。

AI时代的人文思考：工具、意义与个体价值

高飞：如果从人文视角给AI下一个定义，你会如何描述？

李一淼：我认为AI是一种工具，是帮助我们成为更好自己的工具。我们应该借助它，让自己更具思考力、同理心与创造力。它不能替代我们，不应成为我们的创作者、沟通者或思考者本身。

高飞：但也有人担忧AI会取代文科生，甚至取代许多工作岗位。你有这种焦虑吗？

李一淼：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会发生的事。AI像一个潘多拉魔盒，当它的智能远超人类时，想要完全控制它恐怕非常困难。当然，这是更宏大的命题。作为普通个体，我更关心在未来十几年里，我们如何与AI共处，如何安顿自身，在这个时代保持从容，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我现在所做的，正是通过课程、活动与体验，帮助人们回归自我，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与方向。

高飞：最后一个问题，你作为“OPC”被关注到，是如何发生的？你如何理解“OPC”这个概念？

李一淼：当你真正投身于自己热爱的事情时，会爆发出强烈的主观能动性。你会主动链接资源，推广自己。我有一个观点：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离线的AI”。你过往所有的经历、家庭、记忆、教育与生命体验，共同训练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模型”。因此，当你持续追随内心所爱，最终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时，你的独特性自然会显现出来。

高飞：但如果外部评价体系没有给予正反馈，该怎么办？

李一淼：这确实不容易，是一个需要修炼的过程。在工业时代，许多人的身份认同与意义感，被外在的评价体系所牵引——你的职业标签、公司光环、社会头衔，这些构成了他人对你的判断，也往往成为你自我认同的基石。然而，AI时代来临后，这些外在标签可能会被逐渐淡化。到那时，你自己在哪里？你的意义何在？这可能是一个比失业更深层的危机。因此，我现在所做的工作，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为那个时刻做准备：帮助人们重新锚定自我，发现内在的价值。

高飞：在AI时代，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将人重新置于生态链中审视，每个个体都拥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感谢李一淼老师做客《原点Talk》，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