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伦理峰会前瞻：教皇与Anthropic创始人将发表联合声明

新智元报道

当全球的立法者们还在为AI监管的边界争论不休时，一个古老而庞大的身影，已经悄然站到了舞台中央。梵蒂冈，这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影响着全球14亿信众的机构，将人工智能列为了其最高议程。5月26日，教宗利奥十四世将发布其任期内的首份通谕，主题直指AI时代的人性尊严。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将与AI公司Anthropic的联合创始人、Claude的缔造者Chris Olah同台。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跨界对话，而是一场试图用道德权威填补全球AI治理真空的宏大叙事。

教宗的第一封通谕，写给AI

通谕，是天主教最高级别的教导文件，面向全球所有信徒，也是新任教宗亮明其施政优先级的标志性动作。利奥十四世，这位数学专业出身的美国籍教宗，选择将他的第一份通谕聚焦于“AI时代对人的保护”，并将其命名为《Magnifica Humanitas》（“壮丽的人性”）。

这次发布打破了两个历史惯例。其一，教宗通常不亲自出席通谕发布仪式，而是交由枢机主教代劳，但利奥十四世选择亲自到场。其二，邀请一位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作为平信徒发言人，这在通谕发布史上几乎没有先例。梵蒂冈记者Andrea Vreede对此的解读一针见血：“如果只有枢机主教发布，可能没多少人会真正倾听。但教宗亲自在场，所有的镜头都会对准那里。”

时间节点的选择也充满了历史隐喻。通谕于5月15日签署，恰好是135年前教宗利奥十三世签署《新事》通谕的同一天。

那份《新事》通谕，正是为了回应工业革命对劳工权利的巨大冲击，被视为天主教社会训导的奠基文献。利奥十四世在就职演说中早已明确了这层对应关系：“教会将其社会训导的宝库提供给所有人，以回应又一次工业革命，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几乎同步，梵蒂冈在5月16日批准成立了专门的AI委员会，整合了七个教廷机构，首次将散落各处的AI相关工作统一协调起来。此前，利奥十四世已在欧洲最大的大学演讲中，将AI军事化描述为将世界推向“毁灭螺旋”。

为什么是Anthropic？

邀请Chris Olah，并非偶然。这背后是双方利益的精确咬合。Olah在Anthropic领导可解释性研究，其核心目标就是打开AI的“黑箱”，搞清楚神经网络内部究竟在做什么。

这恰好是教廷最关心问题的技术版本：AI能否被充分理解，进而被信任？Anthropic在宗教伦理领域的布局是系统性的。公司此前已邀请神职人员参与其AI模型Claude“宪法”的制定。今年4月底，Anthropic与OpenAI的代表共同参加了在纽约举办的首届“Faith-AI Covenant”圆桌会议，与来自印度教、锡克教、犹太教、东正教等多个宗教传统的领袖讨论AI伦理框架。

更现实的筹码在于，Anthropic正与美国政府就AI军事用途产生摩擦，坚持其模型不得用于自主武器瞄准和大规模监控。这一立场与教廷反对AI武器化的主张高度一致。对Anthropic而言，教廷的道德背书强化了其“负责任AI”的品牌定位；对教廷而言，拉拢一家真正在从事AI安全技术研究的公司站台，能让其通谕超越空洞的道德说教，更具现实影响力。

硅谷曾长期对有组织的宗教持怀疑态度。Future of Life Institute的Brian Boyd对这种转向的解读是：“硅谷的座右铭是‘快速行动、打破一切’，他们打破了太多东西和太多人。”如今亲近宗教权威，某种程度上是在试图重建被技术狂飙所透支的社会公信力。

道德外包还是公关道具？

尽管叙事听起来温暖，但批评者看到的却是另一幅图景。最尖锐的质疑来自Distributed AI Research Institute的研究负责人Dylan Baker。

他认为，围绕“道德AI”的讨论，实际上掩盖了更根本的问题：某些AI系统到底应不应该被开发？当讨论的框架被设定为“既然要建，那就建得好一点”时，“要不要建”这个前置问题就被彻底跳过了。

曾在拜登政府担任AI科学特使、现任Humane Intelligence CEO的Rumman Chowdhury态度同样冷淡。她认为，这类宗教与AI的对话，“往好了说是分散注意力，往坏了说是在转移真正重要的议题。”她指出，硅谷试图从宗教中寻找“通用伦理原则”来处理灰色地带，但全球各宗教传统之间的价值分歧，可能并不比国家之间的监管分歧小。

结构性困境更为明显。教宗通谕依赖的是道德感召，本身没有法律约束力。“Faith-AI Covenant”是自愿承诺，参与者随时可以退出。

欧盟的AI法案虽有最高3500万欧元或全球营收7%的罚款，但其域外管辖能力有限。美国联邦层面至今没有统一的AI监管框架。放眼全球，目前没有任何单一机制能有效约束AI的发展速度与方向。可以说，教廷填补的更多是话语权的空白，而非实际治理能力的空白。

当机器越来越像人，人靠什么确认自己是人？

所有关于AI伦理的讨论，无论出发点是宗教教义、法律条文还是企业价值观，其底层都指向同一个终极问题：在AI时代，人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建立在什么之上？

过去，人们给出过许多答案：智力、创造力、语言能力、情感共鸣、道德判断。然而，这些答案正在被AI技术逐一动摇。AI能写诗、能作曲、能通过专业资格考试，甚至能让用户对其产生真实的情感依赖。当这些曾被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能力都可以被模拟甚至超越时，人类还能凭什么定义自己？

答案或许藏在一个AI永远无法获得的属性里——有限性。人是会死的。正因为生命有尽头，每一个选择才有了重量，每一次放弃才有了代价，每一份承诺才有了意义。道德判断从来不仅仅是逻辑推演的产物，它建立在“做错了会痛、会后悔、会失去不可挽回的东西”这种切身体验之上。

AI可以完美模拟权衡利弊的过程，但它没有血肉之躯去承受真实的后果，没有死亡带来的紧迫感，没有“这辈子只有一次机会”的存在焦虑。面对通用人工智能乃至超级智能的潜在降临，真正值得警惕的场景，或许不是机器失控，而是人类在拥有选择权的情况下，主动将判断、决策乃至道德责任外包给机器。人类太容易想逃避“做决定然后承受后果”这件事，而AI恰好提供了一个看起来完美无痛的出口。

从这个角度看，教宗的通谕、Anthropic的宪法、Faith-AI Covenant的圆桌会议，形式各异，但底层传递的是同一句话：技术可以无限进化，但最终按下按钮、做出抉择的，必须是一个会死的、会痛的、且必须为后果负责的人。这大概才是“壮丽的人性”真正想诉说的核心。

参考资料：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6/may/18/pope-leo-encyclical-human-dignity-ai-anthropic

编辑：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