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万骑手过剩 系统性治理刻不容缓

配图：外卖行业运力现状示意

外卖行业的灵活就业属性，曾被视为劳动力市场的“缓冲带”，如今却逐渐演变为一个高风险的“堰塞湖”。并非夸大其词——全国注册外卖骑手规模已逼近2000万，而行业实际所需的活跃运力仅约400万。供给远超需求的结构性失衡，已成为整个生态链最底层的顽疾。

回顾早期，这个行业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吸纳了从制造业、服务业溢出的劳动力，提供了看似自由、多劳多得的就业出口。但问题在于，资本驱动的非理性补贴大战结束后，池水底层的生态已被彻底破坏。

先戳破一个泡沫：运力过剩表面上是就业繁荣，实则是针对灵活就业者的系统性消耗。即便不考虑淡旺季波动，按三大外卖平台日均约1.1亿单的体量计算，平均每个注册骑手每天仅能分到5.5单。而一个熟练骑手日均可跑30单。注册运力是实际需求的5.4倍——这才是行业真实底色。

骑手群体的感受最为直接：当前客单价已从补贴大战时的5-6元断崖式跌至3元，部分地区甚至出现“5人抢1单”的局面。一线城市骑手日均收入从过去的280-350元降至180-220元，降幅达35%。这种收入断崖并非市场自然调节的结果。

这一切如何发生？本质上是外卖补贴大战向劳动力市场传递了高度扭曲的信号。平台为抢夺运力开出高额拉新奖励，“日入600+”的个案经社交媒体放大，构建出轻松获得高收入的幻象。市场价格失真直接导致人力资源严重错配。不完全统计显示，补贴大战期间全国新增约800万骑手。他们中有多少人听到虚假号角后毅然离开工厂流水线、餐厅后厨或服务岗位？当补贴潮水退去，回头时发现原有岗位已被填补。这个沉重代价最终只能由他们和家庭默默承担。

灵活就业的包容性本应为暂时无法进入主流就业市场的人群提供过渡港湾。但在严重信息不对称下，包容变成了放任。外卖大战中没有任何预警机制告知“行业已饱和，请谨慎进入”。信息不对称吞噬了劳动者做出理性选择的能力。进城务工农民、急需现金流的小生意失败者、暂时失业的年轻人——这些抗风险能力本就薄弱的人群，带着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向往涌入新赛道，却撞上拥挤不堪、收入微薄的残酷现实。灵活就业的善意初衷不该被无序扩张透支为对新就业群体的结构性伤害。这不只是经济问题，更关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伦理底线。

除了行业饱和，无序增长引发的安全与秩序成本也在由全社会共同买单。今年4月19日凌晨，东莞一名骑手在配送途中因使用手机、闯红灯、未戴头盔、冒用号牌、驾驶改装车辆等多重违规行为撞车身亡。溯源调查发现，其背后运营公司的安全培训管理严重缺位。5月24日，警方刑拘了网点管理负责人邓某。这一案例只是冰山一角。当大量新骑手未经充分安全引导和培训直接上路，不熟悉交规、不了解配送区域、骑着超标改装车，飞驰的身影便成为城市交通中一个个移动风险源。

历史押着相似的韵脚。回看网约车行业，从2014年爆发式增长到2016年《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两年时间走完了从无序竞争到规范治理的转型。但今天的外卖配送问题规模比网约车大4倍——网约车高峰期从业规模约500万人，即时配送已接近2000万人。更值得关注的是，网约车在2016年就有全国统一管理办法，而即时配送到现在都没有全国性从业管理框架；网约车有运力预警和准入机制，即时配送却是完全的“零门槛”，没有任何预警；网约车站点和公司有明确安全主体责任，而即时配送站点的法律责任长期模糊，直到今年5月才出现首批刑事追责案例。

关注外卖行业就业饱和，绝不是唱衰灵活就业本身，而是想避免无序增长带来的反噬，特别是平台间非理性竞争制造出的虚假繁荣及其严重后果。当下最紧迫的是通过系统性治理建立多方协同的“泄洪”机制：外卖平台应从资本驱动的规模竞争转向技术驱动的效率与安全竞争，主动发布运力预警，承担应有安全管理与职业培训成本；监管部门应加速出台全国性从业管理框架，设定必要准入门槛和安全规范，划清责任红线；社会各界也应给予骑手群体更理性的职业预期和更温暖的人文关怀，让外卖骑手真正成为一份稳定、安全、有尊严的职业。

这不仅关系到近2000万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福祉，更关乎我们这个时代对劳动、公平与秩序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