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核聚变持续吸金，武汉超磁完成数千万天使轮融资

超导磁体这一技术门槛极高的赛道，近期迎来了一支背景扎实的新入局者。

武汉超磁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武汉超磁”）刚刚完成数千万元级的天使轮融资。本轮由力合科创领投，东科创星跟投。所募资金将用于团队扩建、超导磁体技术的持续研发以及产能扩充——核心目标就是加速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市场。

这家公司的出身颇具特色：脱胎于华中科技大学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其主推的“无液氦+无骨架”双突破技术路线，直指高端超导磁体这一长期被海外巨头垄断的核心领域。

武汉超磁的技术根基，源自创始人宋运兴长达十五年的深耕积累。

公开履历显示，1985年出生的宋运兴拥有华中科技大学工学博士学位。2012年起，他先后在通用电气全球研发中心及GE美国总部任职八年，深度参与并主持了多项GE医疗的核心磁体项目。2020年10月，他全职回国加入华中科技大学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正式转向超导磁体的国产化攻关。回国五年间，团队实现了从科研装备到产业化产品的多级跨越：2024年成功研制出1.5T头部磁共振成像超导磁体系统；2025年5月，无骨架传导冷却的NbTi低温超导磁体实现了9.0T峰值场强的稳定运行。

据《科创板日报》披露，目前武汉超磁自研的无液氦无骨架系列超导磁体已实现小批量交付，覆盖科研量子、高端医疗、工业检测以及可控核聚变四大应用方向。

谈及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当前最大的瓶颈之一就是装置成本。行业共识显示：磁体成本约占大型聚变堆造价的30%至40%。美国CFS公司的SPARC托卡马克之所以备受关注，正是因为他们利用高温超导磁体大幅压缩了装置尺寸与造价。

托卡马克装置依赖强磁场将上亿摄氏度的等离子体约束在真空腔内，磁场强度直接决定等离子体的约束效果与能量增益比。该装置由苏联科学家阿齐莫维齐团队发明，结构包括环形真空室、产生磁场的线圈以及其他辅助系统。

全球核聚变目前正处在关键转折点：从科学验证迈向工程示范。一方面，ITER装置（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全球最大的“人造太阳”合作项目）已进入安装调试尾声，超导磁体低温测试设施也已启动运行；另一方面，私营聚变公司密集融资，紧凑型、高场强路线成为商业化探索的主流，对高性能、低成本、可量产的超导磁体需求急剧攀升。

一位新能源领域投资人向《科创板日报》分析指出，武汉超磁的无骨架技术路线能实现轻量化，降低装置整体结构负荷与建设成本；无液氦则摆脱了氦气资源受制于人的风险，同时简化运维体系；失超概率的降低提升了长脉冲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三点恰好击中了核聚变从实验室走向商用的核心痛点——成本、供应链与连续运行能力。

高端超导磁体并非全新赛道，但长期被布鲁克、西门子、GE等海外厂商把持核心技术与定价权。液氦资源的地缘属性、超导材料的工艺壁垒、磁体设计的工程经验，构成了三重准入门槛。

上述投资人介绍，近三年随着国内量子计算、医疗影像、半导体检测以及核聚变产业的同步爆发，超导磁体的国产替代窗口正在打开。西部超导、西部材料等上游企业已实现超导线材的规模化生产；中游磁体集成环节涌现出联创光电、武汉超磁等不同技术路线的玩家，产业链自上而下的协同效应逐步显现。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完成天使轮融资只是武汉超磁产业化的起点。高端超导磁体从实验室验证到规模化商用，至少还要跨越三道关口。

第一道是工程放大。目前9.0T无骨架磁体仍处于科研级小尺寸范畴，而核聚变装置所需的磁体口径达数米级，线圈重量达百吨级。尺寸放大后，电磁力、应力分布、冷却效率等一系列工程难题需要逐级验证其技术可行性。

第二道是供应链成熟度。无骨架结构对超导线材一致性、缠绕工艺精度、复合材料性能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上游供应链的配套能力直接决定了量产成本与良率。

第三道是客户验证周期。医疗、科研、核聚变领域的磁体采购决策链条长、验证周期久。初创公司如何在保持技术迭代节奏的同时穿透客户体系，是商业化的核心考验。

从全球范围看，超导磁体正处于技术路线迭代与产业格局重塑的交汇期。像武汉超磁这样脱胎于国家大科学装置、拥有核心原创技术的团队，能否抓住这一轮产业窗口期，把实验室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尚需时间来验证。